竹立家：经济转型背后的哲思（4）

《新经济导刊》：是不是只有当“民权”和“产权”受制度和法律保护，才可能实现“民富国强”？

竹立家：是的。如果国家富裕了，而社会的大多数人没有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没有真正实现“民富”，或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结果就会消解社会信任、消解社会凝聚力、消解“制度的优越性”、稀释和颠覆我们社会所崇奉的价值和理想，那么“国强”就是一句空话，甚至经济发展的成果或国家财富也会逐渐流失掉。

没有“民富”和“民强”，就没有“国强”，即使国家富裕了，但财富分配不公，或财富集中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而民众没有参与权和表达权，那么，结果就是国家失去向心力，社会就会一盘散沙，民族就没了凝聚力。

《新经济导刊》：我想起一本书上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个谜团，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了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以至于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却拙于制度创新，真的是这样吗？

竹立家：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说法也对。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一，大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9.6%，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约是8000万两白银，通过茶叶、瓷器、丝绸贸易，世界70%的白银流往中国，当时的中国堪称富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富国和大国，却被小小的英国打得割地赔款。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演绎了“富而不强”的典型案例。

当时中国的统治阶层和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也在总结经验教训，结论是“技不如人”，于是才有了1850年之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以及后来涉及制度改进的“维新改良”，企图挽回国运颓势。但由于洋务运动并未触及到根本制度层面，因此它未能改变中国的命运；“维新改良”由于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也失败了。

中国搞洋务运动之后，日本1868年也搞了“明治维新运动”。但日本面对“炮舰政策”，结论是“制度不如人”，因此他们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走宪政民主之路，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设计和改革，限制和约束权力，为公民的政治参与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使国家发展与民生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日本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同期，中国却没有意图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依然是统治者的国家，而不是民主的国家。在总结日本如何能打败中国和俄国的教训时，晚清的统治者也意识到“制度不如人”。于是，清政府也想搞“宪政民主”，但一切都晚了，社会等不及了，辛亥革命爆发了。

《新经济导刊》：如此看来，只有拥有一个公正合理、公众认同的价值制度体系，“民富”才有可能实现，“国强”也才有坚实的、可持续性的基础。“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历史的经验教训带来了前车之鉴。

竹立家：是这样的。从目前来看，有两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一是中国人均GDP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这说明我们的人均富裕程度还不如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按平均数来看还谈不上“民富”；二是在“民不富”的情况下社会的不公正状况还在扩大，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这一状况发展的逻辑结果必然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对立的加剧，社会诚信的流失，可能出现社会不稳定和“发展成果”的重新丧失。仅就一些常见的统计资料来看，我们就知道社会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到了何种程度，知道社会不稳定产生的根本原因，也知道为什么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具有紧迫性。

《新经济导刊》：倘若政府不能驾驭具体的部门，而部门权力又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日益坚固的部门利益就会成为改革深化的巨大障碍，也会给社会的公正与安定埋下隐患。以社会保障体系为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里对建立新的社保体系做出了框架性设计，但某些部门至今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使该方案因国有企业老职工“空账户”补偿问题未获解决而未能实现。在您看来，遏制部门利益，防止改革目标在实践中“南辕北辙”，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真正实现包容性发展与民富国强，制度改革的关键应该从哪里切入？

竹立家：实现民富与国强的和谐发展，必须从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的高度进行思考。只有用一系列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切实保证民众的基本政治参与权，才能真正保证实现民强民富，也才能真正把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在制度上落到实处。因此，为了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真正实现“包容性发展”和民富国强，我认为，关键的制度改革切入点是进行公共政策制定体制改革。

首先，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共政策特别是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透明和程序民主，使社会公众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政策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根本上落实民主权利；其次，要从制度上确保新闻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使媒体监督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重要的民主手段；同时，还要切实发挥各级人大和政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下决心逐步实现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制、专业化、常任制，使地方各级人大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能切实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减少公共政策的失误和政策浪费，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

《新经济导刊》：如您所说，在关于改革的话语体系中，“公共价值”和民主权利都是绕不开的话题。但目前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所谓“率先复苏”导致某些人的制度优越感（所谓“中国模式”）；二是“稳增长”过程中行政权力的强化。殊不知，建设一样东西很难、破坏一样东西很容易，民主法治已有倒退迹象。

竹立家：有必要通过公共政策维护和创造公共价值，维护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消解社会矛盾和问题，发挥和创新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最终实现“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发展目标。这是我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证。

《新经济导刊》：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社会理想，恐怕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吧？

竹立家：确实，急也急不来。要不古人怎么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呢？伏契克也说，“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但你们可要警惕呀！”当然，最后还是那句话，成败的结果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取决于“社会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