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从理论走向现实（3）

三、社会主义的现实反思

林进平：我记得在《市场的人文冲击》一文中，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对市场予以片面肯定或片面否定的观点。您认为市场在摧毁已有的生活方式和联系纽带的同时，也在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和联系纽带。针对当时苏联和东欧正在兴起的自由市场，您说：

苏联与东欧正在开始着类似的自由市场的过程。……可以确信的是，它将带来大范围的混乱和灾难，它将恶化社会的不平等和分化，它将撕碎社会的组织结构。然而，从长远来说，假如市场的力量的引入能成功地引导这些社会走出目前的停滞，获取新的增长与发展，那么积极的因素将会变得更加显明。在这些社会，不论面临什么问题，都有理由在这一点上树立希望，如果这些希望已被证明很好地建立起来了，那么市场的引入就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开始。[7]

我觉得，您的这一观点对于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市场经济也富有启示。为此，我想请教的是：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如何看待在这个进程中所出现的不平等的扩大化以及权力腐败等问题？

塞耶斯：我的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英国的市场化而写的。我觉得，中国的市场化与我当时所批评的英国的市场化有所区别。当时英国的市场化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有可能走向极端，而中国现在的市场化则刚刚起步。我们必须意识到，市场化对于两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确立，为中国的经济带来了腾飞和整体国力的提升，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也为中国带来了环境污染、不平等扩大化和权力腐败加剧等问题。但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育还不够成熟和完善。比如，中国的权力腐败，不仅与中国的市场经济的消解能力还不足以消解公共权力的神圣性或专断性有关，而且与未形成对权力的必要制度约束有关。随着市场的不断膨胀，公共权力与市场之间的纠合所产生的腐败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最终只有通过制度的创新才能减少此类问题的产生。但这显然需要有一个过程。

林进平：那是否可以说，中国目前所出现的问题是推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自然要出现的问题？如果是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这些问题也会“自然”解决？

塞耶斯：我并不这么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能够为它所引发的那些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但这些问题不可能被“自然地”解决！它们的解决，依赖于主体的努力。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不解决这些问题就难以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我们的制度和观念就必须要有相应的变革或创新，从而解决问题，为经济和社会开拓道路。

林进平：据我所知，您既肯定市场的积极作用，也警惕市场的消极作用，反对市场崇拜，对市场持有一种辩证的批判。那么，您是否认为中国也应该反对市场崇拜，批判自由市场？

塞耶斯：我认为，反对市场崇拜，对市场持有批判的维度，绝对是有必要的。但我也认为，对于当下中国来说，紧要的不是批判市场崇拜或自由市场，而是为市场的成熟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特别是法制条件和观念条件。因为，就目前来看，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消解特权崇拜的地步。如果两相权衡的话，我觉得，中国还是需要借助市场的完善与成熟去消解特权的空间。至于市场崇拜，我觉得那是要到市场获得充分发展之后，才需要格外警惕的。目前来看，中国的市场显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程度。

林进平：顺着您的思路，我想，当今中国对于那些与市场相伴随的权利、正义等观念尽管也需意识到它们的局限性，但是，我们的关键任务还不在于拒斥和批判它们，而在于接纳和发展它们。因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仍然需要这些法权观念，才能持续并走向成熟。

塞耶斯：是的。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关键还不在于批判这些被马克思称作法权观念的因素的局限性，而在于如何完善它们，推进你们的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林进平：让我们来谈谈另一个社会主义的范例。我记得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这篇纪念文章中，您针对当时英国普遍存在的误解，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不是极权主义的哲学，它并不必然导向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充满生机的思想体系。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虽然存在通向苏联式极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可能，但这并不是不能避免的。[8]对于理论与现实之复杂关系的问题，我想请教的是：第一，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避免陷入极权主义？第二，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避免陷入教条主义？

塞耶斯：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想指出，认为马克思主义必然导向苏联式的极权主义，这是错误的观点。这种观点是那些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媒体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把苏联模式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唯一实现模式所导致的。而事实并不如此！在当今世界，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西欧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拒斥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必定是反极权、反异化、反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马克思主义所真正寻求建立的社会，只能是一个为个体的真正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社会。

林进平：苏联模式之所以导向极权主义，原因在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一种未经批判的结合。我们知道，马克思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从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样，社会主义不论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生产方面，还是在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和思想观念等方面都有坚实的基础，而在权力观念上更是接受了民主的充分洗礼，权力不再被认为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属于广大人民的权利。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权力的高度的民主集中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社会整体发展较为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些国家不仅原有的经济基础较落后，而且在社会制度和观念等方面也较滞后，在权力观念上更是有着浓厚的特权崇拜的残余。因此，当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并以马克思的权力思想去指导政权建设时，如果对现实的权力缺乏反思与批判，而且观念性地认为权力来自人民，权力本身具有正当性，那么，这就会忽视对权力的制度规制与监督，最终有可能导致极权主义。

塞耶斯：的确如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由于无法摆脱历史上的落后观念的影响和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多元的利益分化，因而可能沦为一些人或特殊阶层谋求私利的工具。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需要对权力腐败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保持冷静的认识，并探讨约束权力的有效机制。在这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破除权力的理想性质的同时，能够为权力的制度约束创造条件。因此，我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发展市场经济时，警惕市场泛化和反对市场崇拜固然必要，但借助市场经济的力量来消解权力的特权崇拜并创造约束权力的制度条件同样必要。另外，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市场与权力的关系上，应该是市场与权力的相互约束，而不应该是市场与权力的相互利用。否则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而市场也难以良性地运作。我想，这也是苏联留给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教训。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不想也没有为我们描绘社会主义的某种固定不变的模式，而社会主义在现实上也存在各种发展形态。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样板。当然，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某种“家族相似”的，它们会坚持和共享作为社会主义的共性。而正是在这种理解与坚持上，社会主义有时会陷入教条主义。但我想，差不多每一种思想在被运用时都有可能面临这种危险。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林进平：可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避免陷入教条主义的危险呢？

塞耶斯：我认为有三点值得强调：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依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时势的要求去发展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要求，也是避免教条主义的要求。其次，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有所发展并且同处全球的时代，社会主义的不能停留或固守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已有观点，而有必要在全球化交往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想，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诉求。最后，就防范教条主义的危险来说，我觉得在思想交流上持有一种辩证的观点是必要的。思想的交流必然会碰到具有一致性的思想，也会遭遇相互冲突的思想。如果在遭遇冲突的思想时，能够多一种理解与包容的态度；在碰到具有一致性的思想时，又能够持有一种批判的视角，那么，对于避免或减少教条主义将是有所助益的。

林进平：我认可您的观点，但我想，在理论上能够说得清楚的，在实践中也许会相当困难。在现实中，一个政党或政权常常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认为肯定的、赞扬的或与其观点一致的就是有利的；而否定的、批判的甚至只要是不同的观点或思想就是不利的。这是否依然容易导致现实的教条主义？

塞耶斯：没错，这确实是意识形态所内含的教条化倾向。这种倾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意识形态的本性就包含着一种服务于统治需要的普遍诉求。可以说，对异己声音的约束和压制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本能”。在这方面，我们会发现，历史上很多思想家就曾因意识形态之故而遭到放逐甚或迫害。而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又会发现，对社会起重大推动作用的，却常常是那些在某个时期被意识形态视为“异端”的思想家。比如，被雅典视为异端的苏格拉底促进了希腊文明的发展，被资本主义社会视为异端的马克思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