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人类发展的下一步”（2）

即使当下世界经济低迷，中国经济也在趋缓，但在大国中仍保持最快增幅。世界各大多边组织、机构、媒体对中国何时成为世界第一，仍在乐此不疲地做出各种预测。[2]2011年，中国GDP为7.3万亿美元。如按购买力平价(PPP)计，则达到11万亿美元，美国为15.1万亿美元。尽管与美国有较大差距，但世界上仍出现中国“被第一”现象。皮尤民调访问全球21国，41％的人认为，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认为美国是第一的略低(40％)。对于中国经济超过美国的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世界经济展望》估算是，按PPP计，在2016年中国将超美(分别为19万亿美元、18.8万亿美元)。世行估计是2030年。日本国际研究中心估计，中国2020年超美。英国《经济学家》估计，2018年中国总量超美，目前21个主要指标(制造业、出口等)已超过美国，2025年所有指标会超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估计，按市场汇率算，中国2035年超美，2050年为美国的两倍(82万亿美元)。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更是作出大胆的预测，2040年中国将成为超级富国，GDP比欧盟高一倍，达到123万亿美元，占全球的40％。

按照理论化的估算方法，即考虑中国和美国年均名义增长率和人民币升值因素，中国经济超美的时间最早大约在2017年，最晚仍难以完全确定。当然，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超过美国的那一天可能不会如此乐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10月发表对世界形势的预测报告认为，中国将在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就中国人口与发展潜力而言，中国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一并非不可能。但即使成了世界第一，中国仍不能算是世界第一强国。尽管中国整体实力会水涨船高，但全面达到美国现在拥有的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实力水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按照超级大国的标准衡量，除经济实力这一基础要件以外，至少还应具备：一是具有支配性的世界金融力量，包括国际主导货币及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等，如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占比为86％，储备货币中占64％，国际银行存款占48％，国际债务持有占44％；二是无可匹敌的军事能力，如美国军费开支一年达6600多亿美元，几乎是所有大国军费开支的总和；三是强大的政治(包括软实力)优势，能动员全国性力量完成可以代表人类水平的科技工程，在全球进行制度建设或外交部署，如美国可以明确地以“世界领导”为目标进行全球战略部署。

从地区大国迈向世界性大国，实力固然是基础，但非充分条件。历史发展表明，这一过程包含着很多偶发与突然出现的地缘因素。17世纪初，葡萄牙人打通东方航线后，取代了马可·波罗跨越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从而使威尼斯失去贸易主导地位。17世纪末，西班牙本来缺乏制造能力，“无敌舰队”被英国击溃后，同样失去航海贸易主导权而国家衰落。美国在19世纪末即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但直到半个世纪后，其他老牌帝国在二战中互残而元气大伤，才使美国登上西方世界霸主地位。前苏联曾拥有超级大国地位，但随着柏林墙的被拆而自行瓦解。日本则因在主导性战略产业选择中陷入迷茫，加上受到美国打压而陷入近三十年的萎缩状态。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初步基础，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西方发达经济整体缩水，与此同时，中国仍保持较快发展，在大国力量变化中，中国的成长更突出，也使得我们“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然，这一前景并非可以自动取得，特别在当前并不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中更是如此。

中国引领世界不再是遥远的梦

在国际关系史上，西方如今享有的主导地位充其量只是近三个世纪的事。这期间，各种区域与世界性霸权角色的更替扑朔迷离。在欧洲大陆，先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大国甚至霸权产生与确立。1760年，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建立日不落帝国，延及一个多世纪。后来居上的美国，其工业产值在1894年超过英国。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西方经济体系并成为盟主。冷战结束、前苏联垮台后，美国凭借空前的全球化、市场化机遇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西方的主导地位同时也达到巅峰时刻。但是好景不长，一场金融危机使世界力量发展加快出现错落效应，西方的发展及其地位出现偏转之势。

西方发达经济体曾经是全球化的弄潮儿，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时尚名牌及消费方式曾一度冲击着全球，产生无数粉丝与追随者。但今天，在全球化面前，西方不再是弄潮儿，而是集体逃课生。产业外包、坐享高端价值链的美国，曾是全球化的引领者，全球化一度甚至被视为“美国化”的代名词，而今却引力不足。欧洲的高福利已演变成巨大的财政负担，自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法国等欧盟九国主权债务信用集体降级，希腊重组失败，欧元区面临分崩离析的未来。日本曾经有过长期的高增长，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沉沦不起，可能进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在全球层面，多边贸易自由化裹足不前，多哈回合谈判停滞，美国于是搞起“跨亚太伙伴关系协议”(TPP)，试图另起炉灶重建区域一体化的主导权。与经济不佳的形势相伴随，贸易保护主义阴云密布，贸易摩擦时伏时起。拯救金融危机时，全球曾喊过同舟共济，但如今更多是各顾各的紧迫日程，G20机制因“全球再平衡”的纠结而分歧增大，地区安全死结呈现“动脉硬化”症候。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前景不定，伊朗因核问题面临制裁与战争阴影，中东北非强人离去后民主并未出现……

当然，一些情势或许是表象，但全球性金融、债务、经济与社会危机进一步揭示了其背后的弊病。远在这场危机之前，西方学者即已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永恒真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金融稳定、收入增长——似乎正在消失。与此同时，在世界经济低迷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世界”呈现出后发之势。IMF统计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2010年发展中世界GDP已经突破世界的50％，达51.9％，而2012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仍可望高出发达国家至少3个百分点以上，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