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民主的思考（2）

二、加强党内民主。必须要坚持正确的错误观，充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加强对党的监督

“七千人大会”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面对历史失误，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承认了自身的错误，并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应该坚持一种“正确的错误观”，在党内充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在谈到错误的责任时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同样，邓小平在大会的报告中也坦诚地说：“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中央是没有的。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严肃认真地正视问题，是不是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领导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得百分之百正确，不可能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问题在于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让不让别人批评，听了正确的批评能不能接受和照办。”中央领导人带头主动承认错误和承担错误责任的政治自觉感染和影响了党的其他领导人。胡耀邦在大会结束后在向团中央中层以上干部传达会议精神时，也自觉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最近四年来，我也是犯了错误的。我不是‘正确派’，更不是‘一直正确派’。第一，大部分错事情，我都是真正赞成的。第二，有些重要的错误，我想的、讲的、做的更过火，纠正得更慢。”“七千人大会”上，党对错误所抱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映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历史错误面前坦诚的政治品格。“七千人大会”所展现出来的党的这一可贵政治品格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错误面前，党应该抱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能不能有一种对错误的正确认识。

“七千人大会”所体现出来的“正确的错误观”是指党以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自身所犯的错误，一方面不回避错误，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在思想政治和体制上对类似错误进行防范。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要形成这样一种正确的错误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只有在对错误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刘少奇指出：“发扬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充分地开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既然错误是客观存在的，就不应该把它隐藏起来，不应该不去纠正。我们敢于揭发错误，修正错误，正是表示我们党对于过去的伟大成就有足够的估计，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具有坚强的意志，对于光明的前途充满信心。”刘少奇的这一认识其实是表明，正确的错误观、党内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党内民主的重要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维系在正确的错误观上。对于在相对落后的国家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能不出现失误的，如果在失误面前，不敢提及反而去掩盖自身的错误，那么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能流于形式，从而党内民主也只能流于形式。

在正确错误观的指导下，“七千人大会”再次把对党的监督问题提了出来。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就提出了在新的条件和任务下加强对党的监督的问题。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个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应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党的八大在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史上第一次涉及到对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监督。“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热爱——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如果说，八大上的这一认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面对苏共二十大教训时的认识理性的话，那么“大跃进”以来的失误则使党切实从自身实践中认识到党内制度约束的重要性。因此，刘少奇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必须要认真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此外还要有严禁和处分做假报告的法律”。特别有重要意义的是，“七千人大会”在讨论党的错误时，把党内批评的矛头也对准了毛泽东。在1962年1月18日的发言中，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也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彭真的这一认识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一认识其实已经超越了“大跃进”以来失误的具体责任问题，提出了对党的最高领导人权力制约的重要性，正如一些大会代表后来所说的，“监督非常重要，讲民主，不讲监督，领导错了，谁敢讲？”“七千人大会”关于加强对党的监督特别是对领导人的监督的认识，在深层上表明八大上党关于党的领袖和党的关系的认识理性开始向党内的制度理性层面转化。为了推动对党的监督和党内民主建设，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第二天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甚至提出“要有反对派，人民中间也好，党内也好，要有公开的反对派。列宁就是反对派，列宁是少数，但列宁是正确的。在我们这里，即使是错误的反对派，只要他不违反纪律，不搞秘密的阴谋活动，而是抱着不同意见的反对派，仅仅在我们面前批评一下，是有好处的”。

关于“七千人大会”对党的错误所做的自我批评以及关于党内民主的思考，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当中，永远不会忘记，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固薄一波的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地揭示出了“七千人大会”所反映出来的正确错误观在党内民主建设史上的特殊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