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民主的思考（3）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根本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共产党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的关键问题。1904年卢森堡在著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指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用自觉的干预来代替历史过程的一个时期，把无产阶级作为有自觉目的的斗争阶级直接从政治上的极端分散状态（这是专制制度的基础）引导到最高的组织形式中去。因此，组织问题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特别困难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已经由固定的党的干部组成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和它周围由阶级斗争所支配的、处于阶级觉悟提高过程之中的普通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固这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即民主的集中，才能架起逾越党的领导与普通党员群众之间墙壁的桥梁。“大跃进”以来的失误以一种特殊的实践指向性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

“七千人大会”把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升到了决定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高度。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刘少奇也说，“党的集中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只有认真地发扬党内民主，只有提高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责任心，党的集中统一才能真正加强。”邓小平则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而这个集中，总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实现。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集中，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些认识显然是在强调民主作为集中的基础性作用和民主集中制对整个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一认识切中了“大跃进”以来失误的体制根源，可以说，在认识的深度上远远超过了1945年党的七大关于民主与集中关系的认识，至今仍然是党对民主集中制认识史和探索史上的一座重要思想界标。

但是，从以后历史的发展来看，“七千人大会”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但却没有正确地探索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便是毛泽东本人，他能在“七千人大会”上正确地论述民主与集中关系的重要性，但这却无法防止他后来在党内民主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上仍然在实践中留下不少教训，这是毛泽东个人的教训，更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发展的教训。从后来的教训反思“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确实在执政和发展的新的条件下触及到了党自身建设中的许多新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才有13年全国执政经验的党，中国共产党面对新的问题时并没有能够走出阶级斗争惯性下的革命党思维。从“七千人大会”的报告和发言来看，党对党内民主以及民主和集中关系的思考是建立在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基础上的，这也是大会反复多次强调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党内民主问题的理论基础。对于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胡乔木后来说：“《正确解决》（指毛泽东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引者注）一文的内容其实并未完全解决，除因修改而前后矛盾外，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主要矛盾是经济问题，该文并未认真研究，都是不能用‘团结——批评——团结’解决的；其次矛盾是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亦非‘团结——批评——团结’或‘双百方针’所能完全解决，这就要解决一整套分权、民主、人权、法制、党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方针等问题，该文亦略而不谈。”胡乔木的这一段话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还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但这一段话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从胡乔木的这个评价来看，1957年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有一定历史局限的，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则是没有能够提出制度建设的问题，这致使“七千人大会”也没有把对民主与集中关系的认识引向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程度。虽然大会提出了领袖的责任、广大党员群众对党的工作的批评、通过广泛的民主来保证正确的集中等重大的问题，但却没有形成对党的权力的有效制度制约，更是没有形成对党的领袖的权力的有效制度约束，这也是“七千人大会”留下的一个历史教训。党内民主建设必须要走制度建设的道路，党内民主建设的实质，不简单地是让下级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群众讲讲意见、出出主意，而在于对党的权力的监督，特别是对各级党的最高权力的监督，离开了这一点，党员的主体地位以及党内民主建设就没有任何实际上的意义，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就可能会割裂开来。这一点，是从党自身的历史教训中得出来的，因此更加值得珍视。

（本网删除了注释）（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