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国的怀旧是一种反思的态度（3）

“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化里，上海大学的作用非常大”　　

田波澜：你在书中专门有一章讨论民国时期上海最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阶层再生产的最重要的管道，而且依托于上海这个最具有国际性和现代感的大都会，这些大学成功地实现了儒家中国的知识范式的现代转型，通过科学知识、职业技能、良好语言等来获取财富，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职业伦理。这所大学对民国上海上流社会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哪些影响？而像圣约翰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最后的命运如何？　　

叶文心：圣约翰大学在上海地区大概是当时西化的资产阶层最主要的一个培育中心，也是他们建构社会网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它不只是一所大学，它和教会有关系，同时它的学生除了上学之外，也进行社会活动。透过校园里的学生生活以及联谊生活，学生跟学生之间也有社交生活，所以总体说来，它除了一种知识上的传承或者说是专业知识的训练之外，同时还建构了社会性的人脉跟网络，帮助开发了一些社会意识或者是社会服务。　　

这些教会大学的命运，大概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抗日战争发生后，沿海都被日军占领，很多沿海的资产阶层迁入内陆，很多学校都搬进租界，像福建或浙江的教会大学，不能搬到租界，有的就搬到山里去。对于教会学校来说，或因有英美背景而被日本人当作敌对势力看待，或因华裔的资产向内地或海外迁移，在资金来源上大大减缩，因此受到很大的打击。1945年以后，国民政府虽然回来了，但是经济没有恢复，对教会大学来说仍然是不能恢复战前的盛况。第三个时期是1949年以后，很多教会大学的资产跟其他学校合并，很多学校停办或者资产被冻结、或者是被拆散，在院系调整的时候被其他学校吸收掉。圣约翰大学在1949到1952年被拆散并且并入上海多所高校，按照并入院系数量排序，依次是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其校址为华东政法大学所用。　　

田波澜：非常有趣的是，你既讨论了培养资产阶级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和私立大学，也专门讨论了培养和吸纳革命者（如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彭述之、李季、李达等）的上海大学。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革命文化甚至20世纪中国革命来说，上海大学主要扮演了什么角色？　　

叶文心：上海大学非常有趣，值得进一步研究。将上海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大学的不同。圣约翰大学是先办的大学，先盖了房子、有了教授、设置了课程，然后才招生，再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扩充，所以是学校培养学生、学校建制学程，学生是交了学费来上课的，这基本上是圣约翰大学的办学模式。　　

上海大学正好相反，它是先有一批愿意做教授以及愿意做学生的人集结在一块，由他们主导建立的一个校园，所以房子是他们找的，经费是他们筹措的，课程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学识、认为什么样的课程最有助于解决当时民族国家和社会政治的问题而创设的。所以上海大学从一开始名声最响亮的是社会学系，其包含的内涵五花八门，不过最基本的意图就是要跟社会发生关系，那个社会就是当时的工厂、工人、工厂里的种种社会现象、外地人进入上海遭遇的种种困难等。他们是先有问题，以此为核心来推动学校的成立。他们创立的学校，房子不怎么样，住得也不怎么样，得到学位以后能否找到一份工作也说不定，来上学的人都是仰慕这几位思想家或者是文学家的大名而来，从这个意义来看，上海大学的创校和圣约翰大学创校的动力是完全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