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国的怀旧是一种反思的态度（2）

对民国的怀旧是一种反思的态度　　

田波澜：近些年，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出版了一批有关民国时期大学的回忆录、口述史和小说，比如何兆武《上学记》、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鹿桥《未央歌》等都广受读者欢迎，关于西南联大的系列纪录片也受到年轻一代大学生的好评，作为一位研究民国大学史和文化史的权威，你如何评价这种对民国大学的怀旧热潮？　　

叶文心：这里头有几个反应，第一个是好奇，为什么1949以前的大学和1949以后的大学有相当的不同？大家喜欢看这样的书，是因为想要知道曾经在这个土地发生的事。第二个是寻找解释，想要知道今天的中国跟那个时代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并探寻过去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情怀为何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消失了，这是一种反思的态度。　　

第三，从历史学者的视角来看，民国时期，未必是大家日子都过得很好的时期。现在这种怀旧浪潮只是把焦点放在当年历史现象的某些层面，可是关注一些层面，并不表示能完全捕捉到那个时代的困难与困惑。　　

总的说来，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挑战和困惑，需要做出不同的选择。我们现在看前人曾经走过的路，之所以能把它当作怀旧的题材来看，部分原因也就是那个时代曾是问题的问题，今天已经解决了，不觉得它们是问题。而今天也许发生了其他的问题，所以大家忽然对前朝往事产生了兴趣。　　

田波澜：在中国大陆比较有影响力的几部研究民国大学史的著作都是美国学者所撰写，除了你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外，还有魏定熙教授所写的《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以及易社强教授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相对于这些学术分量很高的著作，大陆很多名校也不乏校史著作，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你觉得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大陆学者对民国大学史的书写水准？　　

叶文心：我想关键在于，这是一种文本性质的区别。每一个学校都书写它本身的校史，美国学校也不例外。可是校史不等于涵盖高等教育史的近现代史，或者说透过高等教育以及大学的经历让大家来阐释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脉络。这两种文本在基本性质和书写的指向目标性上，有着基本的差别。你所提的这几本书，虽说魏定熙着重北京大学的经验，易社强着重西南联大，可是他们的目的是透过书写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和我所关注的圣约翰大学）等民国大学史的一个面向来展示更宽广的一些问题，比如知识人的风貌。这些美国学者的作品主要的意涵，是透过一群大学里的知识人的历史经验来呈现中国近现代史的某些侧面。　　

其实中国近百年来的教育史，本身是包含在学术史、知识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脉络里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样的历史著作是很不容易写的，现在有些人往这方面努力，可是什么时候写得出来还不一定，因为这个工程比较大。老实说我正收集材料想写这样一本书，在我的第一本书的基础上把它扩大出来，让它照应的面更广一点，关注的时段更长一点。大致的意思是透过百年中国教育制度的变化或者说是高等教育的变化来看中国的近现代史，同时也可以反过来，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变化来看百年高等教育的内涵以及变化等等，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党化教育：从正面转向负面　　

田波澜：你这册关于民国大学的研究，其实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史的研究，也注意到了大学与政治力量的关系，有一些篇幅讨论国民政府试图控制大学的党化教育。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大学推行党化教育的根源和表现形式是什么？成效如何？　　

叶文心：党化教育这个口号，是国民政府在广州的时候提出来的。在那之前的国民党是一盘散沙的国民党，直到1923到1924年之间，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主义，国民党才有所谓的成文的主义。党化教育的意义一方面是要把三民主义作为全党一致并为大家熟知的党的宗旨和理论，另外更关键的是要把党作为一个组织建立起来。　　

在黄埔建军之后，即在军队里建立政治指导员制度，要把党的思想灌注到军队里面。国民党也希望把党化思想推行到大学校园里，所以创办了当时的广州大学（以后成为中山大学），希望广州大学跟上海的资产阶级大学不一样，大学生都抱持三民主义的理想，是为国为民有纪律的大学生，而不是像上海圣约翰大学那般，学生只顾自己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生活上的享乐，把学位当做社会地位的装饰品。所以它的党化在三个领域同时进行，先把国民党党内党化，然后把军队党化，再把大学党化。这是1927年国民党执政以前的情况。　　

北伐革命之后，国民党进入到江浙地区，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势力随之延伸到北方主要的大学校园之内。国民政府进行党化教育，就遭遇到原有校园文化的抗拒并引发冲突。透过教育部的行政手段跟资源的控制，国民政府半强制性地推行了党化教育，这些措施大约从1928年开始引起知识阶层的反弹。当时就有人提出人权问题，说“连上帝说的话都可以怀疑，难道孙中山或者三民主义是不可以怀疑的吗？”或者“对党义和国民党国策的辩论，在大学校园里如果不去进行的话，那岂不是一党专政了吗？”　　

所以在北伐之前和北伐之后，党化及其作用，在校园里的意义截然不同。国民党在广州时期如果不推行党化的话，北伐时期它的军队跟学生，在思想上就不能统一，在组织和动员上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可是它进入江浙以及北方——1927年以前的文化重镇之后，它以一党专政或者一党独大的精神来压制多元化的思想潮流时，就立刻引起抗争。所以自1928年起，教育部开始以政府的力量强制要求校园进行党化教育，就立刻使党化教育在知识界成为带有负面意义的一个名词，甚至成为抗争的对象。在还没有当权之前，党化可以统一思想、加强组织纪律、提升战斗力，是有助于革命的。可是一旦从一个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仍然继续推行党化教育，党化就变成了钳制自由思想、限制舆论空间的一个统治工具。所以，在位与不在位，是革命时期还是当政时期，这个区别其实对于“党化”的实际意义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