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中国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2)

如何认识中国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2)

——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桂勇教授访谈

李、唐:能否具体谈一下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各自的行为取向特点?

桂:在行动逻辑上,中间群体表现出更多形式理性的色彩,例如希望在社会秩序和法律框架内采取行动,行动目的也更可能具有抽象的成分;底层群体则表现出浓厚的实质理性的色彩,他们追求行动的实际效果以及可能获得的直接利益,其思维模式比较简单、直接。在行为模式上,中间群体表现得相对克制、温和,有时甚至是有些退缩,但更有策略,他们往往凭借道义、并积极寻找法律依据来追求他们的利益和反对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而底层群体的表现则更为激进,有时甚至充满暴力色彩。我们这几年观察了大量抗议性集体行动的案例,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大多数抗议性集体行动的主体其实是底层群体;如果某个抗议性集体行动的主体为中间群体,那这一行动往往较为理性和温和。

在具体行动选择上,中间群体经历了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在几年前,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充满自豪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产生了不安全感,很多人开始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试图通过移民海外等手段,逃离他们无法摆脱的教育、社会与生态环境;然而底层群体往往选择走上街头,咆哮抗议。

底层群体的政治舞台是实体化的,经常成为街头政治的主力军;而中间群体的政治舞台在近几年主要是网络上的虚拟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微博等新型媒体实际上成为温和的中间群体发泄自己不满的泄洪闸。如果人们真要准备走上街头,那类似于 QQ 群那样具有私密性的强动员型网络工具应该是人们的首选,而具有公开性质的社交媒体顶多能称之为新兴中间群体的弱表达渠道。在这个意义上,微博其实不应该被视为洪水猛兽,它完全可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发挥更为正面、更为积极的作用。

李、唐: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和行为取向?

桂:中间群体和底层群体之所以有上述社会心态和行为取向特点,实际上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制度与结构性位置所决定的。

两个群体的共同特点是基本上都属于体制外人群,疏离于政治体系之外(当然疏离的程度不一)。两个群体的不同之处则更多,例如面临的劳动力市场不一样,中间群体进入的是中高端市场,且具有一定议价能力,而底层群体进入的是低端市场,议价能力相对较低;面临的资本/资产市场不一样,中间群体有部分资格参与资本/资产市场的博弈,而底层群体基本被排斥在资本/资产市场之外;与公共资源的关系不一样,中间群体不支配公共资源,但部分享有公共资源,底层群体则既不享有、也无权支配公共资源。不同的制度位置与经济社会地位带来了两个群体成本-收益核算体系的不同,从而带来了具体行动抉择的不同。

底层群体在制度与社会结构中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他们疏离于体制外,且几乎一无所有,因此他们采取冲击既有社会秩序行动的成本很低,很小的一点收益就可能刺激其产生极大的行动动机,更不用说当其行动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时。而对于其中的核心人物来说,其冲击既有社会秩序的社会行动,在目前社会流动逐渐呈现阶层固化的背景下可能提供了唯一的出人头地的通道。此外,这也是其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手段和机会。

中间群体也疏离于体制外,但是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拥有其它较好的个人条件,在目前他们还能获得一定的资源,因此在行动上容易显得首鼠两端,犹豫不决。这也是他们更多采取我称之为“寻船出海”的策略的原因。当然,近些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源分配方面社会上端和社会底端这两头都获得了更好的收益,而中间群体的收益在相对减少。目前房地产市场与财政税收政策等方面也出现了对中间群体不利的迹象,这有可能导致某种仇恨情绪逐渐蔓延到中间群体接近底层的组成部分。

未来的发展不见得对中间群体有利。上层不去说它,下层因为反弹比较激烈、行动比较坚决,也会在较长时段中对政策制订和制度安排产生影响。相对最温和、最理性的中间群体因为既缺乏利益表达渠道、又缺乏有效影响社会的手段,其声音最可能被淹没。

李、唐:您认为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目前的这种社会心态和行为取向会对未来的社会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为了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实现我国社会发展的高效和和谐,您有什么建议吗?

桂:我感觉情况比较复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大家的利益立场不一致,各自的期望与认知模式差别很大,各自主张的解决方案也不尽相同。各方都认可和接受的平衡点不容易找到。这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目前我们需要仔细考虑的,是如何寻找到共识,一起推动中国向前发展。

要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就应该把着眼点放在制度的革新和完善上,以便形成一个利益合理共享的社会环境,只有这样未来社会发展才能更加高效、和谐。在这方面乐观的观点居多。一种意见认为,过去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有能力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我们有理由对未来 10 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抱有美好的预期。

李、唐:桂教授,您的研究成果十分有利于我们形成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正确认识,对社会治理政策的制定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指导意义。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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