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具有冲破一切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征服全球的冲动,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暴露出来。
信用制度加速了资本主义矛盾的爆发,股份资本是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资本,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通过暴力掠夺的手段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历史条件的过程,“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P871)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理论在当代还是否有效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度进入了黄金时期,20世界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使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在庆贺不战而胜的狂欢中竟然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终点的幻觉,《资本论》过时论一时甚嚣尘上。然而,历史车轮并没有停转,物壮则衰,物极必反。进入新的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在全球迅猛扩张、高歌猛进的同时,它的内在矛盾和深刻弊端也随之迅速膨胀起来了,日趋严重的失业问题、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频繁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国际垄断资本对全世界的剥夺,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引发的空前的灾难,以及2008年以来始于美国的严重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再次显示出了《资本论》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价值。资本主义的命运恰如马克思在评论自由贸易时所说的那样,“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将是无产阶级解放。”[15](P296)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越是充分,其内在的矛盾也就越是尖锐,其自身的危机也就越是深重。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的面前,[8](P278)从而使矛盾和危机在更大的范围和更广的区域里爆发,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和辩证法。这就是为什么弗朗西斯·福山在提出历史终结论后仅仅10年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即“我们是否已经仅在10年时间内就实现了从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向危机的转变”,而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重回〈资本论〉》。[16](P182)
六、《资本论》指明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资本论》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共产主义经济的篇章,但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与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对比时,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一些设想,主要有:生产资料社会占有,有计划调节社会生产,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消除城乡对立,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未来社会称做“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这里所说的自由就是指,“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P928)马克思认为,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中,“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6](P996)这里表达了未来社会要实行有计划调节和按劳分配的思想。马克思还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性质做了这样著名的概括:“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6](P874)这个概括是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的另外一种表述,其内涵是十分丰富而深刻的。
《资本论》中关于未来社会的这些思想阐明了未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正是以这些理论为指导,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的特征,我党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经济方面看,这一理论包括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把积极参与经济的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等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资本论》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根据时代和国情的特点加以发展和创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只应当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失灵,国有经济应当全面退出竞争领域,实行私有化。但是,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与市场失灵并无直接的关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的必然要求,是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狭小,以及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的深刻矛盾的根本途径。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作用不像资本主义经济中那样,主要从事私有企业不愿意经营的部门,补充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不足,而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成员的共同富裕,发挥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宏观经济、调整经济结构、保障社会公平、维护经济安全、推动自主创新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上述观点对于巩固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七、《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资本论》不仅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同时体现着马克思在哲学、政治、法律、历史、宗教、技术、教育、家庭、道德等各个方面闪烁着天才火花的宝贵思想。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乃至于非马克思主义学科,都无不从《资本论》中吸取丰富营养,获得宝贵启示。
列宁指出,《资本论》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17](P162)比如,关于产权或财产权,马克思指出,它实际上是所有制的法律表现,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关于法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具体研究了英国的工厂法对于劳资关系的调节作用,阐述了法律、经济和阶级斗争的相互关系。在历史方面,《资本论》详尽地考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商人资本、生息资本和资本主义地租的历史起源。关于宗教,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社会里,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而在古亚细亚的、古代的等等的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关于家庭,马克思指出,大工业使妇女、少年和儿童在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关于教育,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关于道德,马克思从商品等价交换中发现了市场经济中平等意识的基础,又从劳动力的买和卖表象背后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马克思还深刻地分析了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根源,并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实质概括为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的系统化。
《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科学巨著,也是一副完整的艺术作品,在1865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谈到自己的作品:“不管它们会有怎样的不足,我文章的优点都是艺术性的整体。”[5](P196)这里所说的艺术性整体既指理论上的完整、精致、严密和深刻,也指语言上的生动、优美、精彩和流畅。《资本论》的文学造诣是极为高超的,《资本论》中充满了生动形象的比喻、谐谑辛辣的讥讽、丰富多彩的典故、诗歌、神话、谚语、民谣和名言;它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悲愤满怀,时而静如止水;铁一样逻辑和诗一样的语言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哈维曾经这样介绍《资本论》,“它是一本非常丰富的著作。莎士比亚、希腊文化、浮士德、巴尔扎克、雪莱、神话故事、狼人、吸血鬼和诗歌全集合在这本书,与之相伴的还有无数的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记者和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惠恩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未完成的文学杰作,它拥有多重结构,并可从多方面进行解读:他笔下的资本,活像哥特式小说中的妖怪;有些地方,又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节剧,黑色甚至滑稽剧。有时它又像希腊悲剧,在他的笔下,人类的历史就像俄狄甫斯,命运早已被事先注定。在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疯狂本质时,又不由让人想起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展露的那种讽刺手法。[16](P120)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论》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是人类思想的高峰、知识的高峰、智慧的高峰。
八、《资本论》发展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揭示了社会生产、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指明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理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资本论》为重要基础。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面临着被边缘化的严峻局面。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着这样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或蒙昧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整个世界上的经济学只有一种,那就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它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毫无疑问地相信它、学习它,就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践它,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这种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抛开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现实条件,抽象掉社会生活中的技术、制度、政治、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经济人当做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当做人类永恒不变的理想形式,把抽象的数理逻辑当做判断经济学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准。在政策主张上,其主要倾向则是:崇尚私有制而贬低公有制,崇尚市场调节而贬低政府干预,崇尚全球化而贬低国家利益,崇尚效率而贬低公平,崇尚个人自由而贬低社会合作,崇尚资本主权而贬低劳动主权,崇尚比较优势而贬低自主创新,崇尚西方式的民主而贬低社会主义民主,崇尚所谓的普适价值而贬低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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