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进入中国的四个“第一”（2）

  李大钊是“我国认真研究《资本论》的第一人”

十月革命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反思西方思潮，一批具有敏锐目光和时代精神的知识精英，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比较，率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此，《资本论》在这一时期，就作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圣经”，被有目的地广泛传播。其中，直接或间接论及甚至较为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相关文章就常有发表，譬如，介绍马克思的革命思想、《资本论》的写作过程、《资本论》的某些观点等。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这两篇文章中，李大钊较为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历史地位和主要内容。人们赞誉他“是我国认真研究《资本论》的第一人，他在这篇著名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引者注）中首先宣传了《资本论》的基本思想”。

在此期间，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创办刊物、印发传单、组织社团、撰写发表文章、进行演说，对《资本论》乃至马克思主义进行积极宣传和初步的研究。其中，陈独秀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所撰写的《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批评》，都对《资本论》的内容有较多的介绍，对马克思及《资本论》的宣传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释疑解惑方面，也出现过大量的论著，以帮助人们对《资本论》理论本身的理解。北京《晨报》副刊开设“马克思研究专栏”，1919年6月2日至11月11日共138次连载了柯祖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即考茨基著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同年《建设》也刊登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该书于1920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到1922年共出过四版。社会主义研究社也在1919年9月出版了李汉俊根据日文版转译马尔西（即马克思——引者注）著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见上图）。该书将“马克思经济学说底骨子即商品、价值、价格、剩余价值，以及资本和劳动底关系，用很通俗的方法说明了出来，说得这样平易而又说得这样得要领”。这两本书是当时重要的《资本论》启蒙书与入门书，对《资本论》乃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起了不小的作用。1919年11月，作为中国南方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的杨鲍安以《世界学说》为题，发表了2万多字的译述文章，介绍西方各流派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长的一篇是《马克斯主义》。文章一开始就指出：“自马克斯（即马克思——引者注）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1920年被捕入狱后，仍然积极无畏地宣传马克思和《资本论》，他在狱中写的《检厅日录》中说“五月三十一日。晚间全体会，讲演会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六月四日。……讲演会继续由周恩来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六月七日。……周恩来继续讲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今天马氏学说已讲完了。”周恩来的精神，极大激励了先进的中国人学习、研究和宣传《资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