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型政党：对中国执政党建设经验与愿景的解读（4）

第四，以均衡的政治开放调整失衡的社会利益格局，彰显变革型政党的超越性。强势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使得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严重失衡，某些地方党政机关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收益严重向资本和权力倾斜，而风险与成本则主要由普通老百姓分摊。贫富差距拉大、发展不平衡增强了中国政治的危机与风险，削弱了人们对现行政策的认同感，直接损害了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力。直面既得利益，着力调整失衡的社会利益格局，是考量中国共产党先进性与超越性的重大政治难题。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经验表明，维持体制的开放性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团最有效的方法，均衡的政治开放有利于破除既得利益的阻挠，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权力制衡。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适度的社会压力保证了共产党政权某种程度的开放性，但以渐进和非均衡的政治开放吸纳社会经济精英的方式却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政治资源的不平等，基本形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加剧社会利益格局失衡的状态。在2011年的财政支出中，中国政府用于社会福利、公共卫生、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比例为25.5％，而用于行政开支的部分则为38％。相比之下，在美国，这两个类别的财政支出比例分别为73％和10％。因此，实现全面而均衡的政治开放，扩大农民、农民工、城镇低收入群体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权，拓宽他们的政治参与管道，既有利于彰显执政党的超越性，也有利于巩固其执政的社会基础，扩大政治支持的社会来源。调整失衡的社会利益格局，核心举措主要包括：（1）政府以自我革命的勇气主动让利于民。坚决打破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与错位，科学合理地厘定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社会职能，政府主动退出经济活动，致力于维护法治和公平竞争。（2）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抑制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非正常提高。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反对腐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执政党的超越性是确保其政治行动能力的基本前提，一个缺乏利益广泛代表性的政党一定是一个社会基础极其薄弱的政党，经不起变革时代的任何风吹雨打。在当下的中国，利益均衡是执政安全的风向标，利益失衡则是至为重大的执政风险源。以均衡的政治开放实现社会各阶层的权力制衡，彰显执政党和政府的相对自主性和利益超越性，是提升变革型政党转型领导力的重要内容。

第五，培育现代政治力量，增强变革型政党的政治领导力。一个民族的发展，关键是其政治领导阶层的政治成熟程度。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一切要害问题都已经水落石出，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关键是尚未积累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是培育现代政治力量。这些现代政治力量主要包括：具有开阔视野、公共精神和责任担当的政治精英集团；具有高超管理技艺的现代技术官僚；服膺于现代民主政治运作规则的现代军队；能够有效运作现代制度体系、权利与责任有机平衡的现代公民；能够通过组织化力量制衡国家与市场专断权力的公民社会组织。其中，优化执政主体是执政能力建设和增强执政党调适性的前提条件，他们既是推动政党变革与增强政党调适性的首要能动者，也是变革型政党政治领导力的直接载体。党的政治领导力最直接地体现在执政主体的能力和水平上，体现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科学驾驭和运用各种国家法律、治理制度和公共政策表现出来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因此，领导机关的结构优劣和运转状态，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决定和反映着执政党政治领导力的高低。而培育后两种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的现代政治力量则任务极其艰巨，属于社会建设的范畴。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与格局清晰地显示，前30年政治发展以构建有效的公共权威和基本制度框架为核心；后30年通过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主动培育市场与社会；未来的10至20年，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逻辑将发生重大转变，随着市场经济对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强力塑造，日益成熟的公民社会将成为助推中国政治现代化转型与发展的基本动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现代转型，执政党和政府主动分权于社会，通过社会建设促进现代社会的成长与现代政治力量的培育，进而为中国政治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资源。培育现代政治力量既是中国未来10到20年国家建设的重心，也是不断增强执政党政治领导力的战略抉择。

在变动不居的现代世界中，面对内外执政环境的深刻变革，有效的领导者和执政党需要具有在混沌的情景下辨别未来方向的能力，应该表现出“发展取向”的行为，看重尝试的价值，不断寻求新方法，并发动和实施变革。大变革时代的领导者，其首要责任就是定义现实，解释经验并通过愿景的力量引导人们认识现实。作为变革力量之源泉的中国共产党，当以博大的胸襟对所有优秀人类文明开放，确立鼓舞人心和令人信服的未来愿景，有效调和日趋激烈的价值和利益冲突，不断改进其内部治理结构，通过增进其开放性与包容性以改善其回应性和调适性，实现变革型政党的再造。因此，亟须大力推进理论与意识形态创新，通过制度变革和公共政策创新缔造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安全感的生活环境，主动培育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公民社会，确保公民幸福而有尊严地生活。以包容性体制塑造公平正义的制度理性，以均衡的政治开放调整失衡的社会利益格局，彰显变革型政党的先进性与超越性，增强驾驭变革浪潮的调适力和政治领导力。主动实施政治改革，积极引导和带动国家的现代转型，实现民主而法治的国家治理，切实开启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圆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基本结论

中国的发展是一种高度时空压缩型的发展，也是一种发展使命复合型的发展，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同时完成极其复杂的经济发展、政治转型、文化重建、社会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任务，亟须一个具有历史担当和超强组织动员能力的政治力量以实现超大规模社会的结构性整合，撬动和开启全方位现代化的历史征程。对任何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而言，首要问题是逐步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处理持续变迁问题的能力，执政党的核心历史使命是形成一种能够容纳和应对持续变迁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制度结构。整体而言，中国的政治系统是有“韧性”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掌控快速发展的经济方面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很强的调适能力和制度化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外部执政环境的深刻变革推动着中国共产党的理性化与现代化，执政党在回应社会需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逐步进行现代转型，成为兼具超越性与创造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回应性与调适性的变革型政党，既是党自身转型与变革的核心趋向，也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基本经验。执政党不断推动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在改革和完善领导及执政方式的过程中渐进调适政党—国家—社会的关系，在政治开放的过程中增进执政党的回应性和调适性，是构建变革型执政党的基本历史经验。实现变革型政党的再造，增进其开放性与包容性，改善其回应性和调适性，提升驾驭变革浪潮的政治领导力，以执政党的现代转型引导和带动国家的现代转型，是中国执政党建设的未来愿景。

注释：

[1]田野等：《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考验下一届中共领导班子》，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07/c_113630598.htm,2012-11-07。

[2]Kerry Brown.Friends and Enemies: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London:Anthem Press,2009,p.22.

[3]本文变革型政党与交易型政党的区分源自领导学理论的启发，伯恩斯首次区分了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并将其作为两种基本的领导行为模式，认为变革型领导强调追随者的价值认同，通过激发下属员工的内心、伦理、道德力量以激励员工实现变革。交易型领导主要通过满足员工的私利来激发员工。参见JamesMacGregorBurns.Leadership.New York:Harper &Row,1978.

[4]宣兴章：《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载《当代世界》2010年第8期，第4～11页。

[5]Maria Edin.“Remaking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The Cadre Responsibility System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3,1(1),p.4.

[6]Kenneth Jowit认为，列宁主义政党发展包括三个正常的阶段：旧社会的改造阶段、革命政体的巩固阶段和“包容”阶段，参见Kenneth Jowit.New World Disorder:The Leninist Extinc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88～120.

[7]参见孙继红：《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思考》，载《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10期；以及聂平平等：《西方政党适应性问题理论述评》，载《新视野》2010年第4期。

[8]参见Alexei Shevchenko.“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the CCP and the traject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China”,Communist and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4,37(2),pp.161～185.

[9]具体的改革措施及其绩效评估，参见［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一、六、七、八章。

[10]参见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61～62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