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型政党：对中国执政党建设经验与愿景的解读（3）

最后，渐进开放的制度体系和理性稳妥的制度变革是增进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的战略重心。较高的制度化运作水平是政党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制度化是执政党建设的核心，制度能力是现代政党政治能力的关键组成要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政党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执政党自觉维护国家的法制权威，不断提升依法执政的水平。同时，推进党政关系的规范化与法治化，建立和完善执政党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制度和规范体系，全面提升党领导和执政的制度化水平。稳步推进党内治理的制度化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已覆盖党的建设各个方面、每个环节，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制度体系。通过确立党章和制度的权威，完善党内各种规章制度，规范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和民主决策机制，保障党员的基本权利，加强党内民主的各项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基本成为高度制度化、民主化和理性化的现代政党。在组织管理方式上，废除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终身制，建立了有利于党员领导干部新陈代谢的正常离退休制度，强化党内纪律监督机制，陆续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化建设的不懈努力。并且，发展党内民主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重心，执政党把发展党内民主提升到“党的生命”的高度。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不断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建立健全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基础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发挥各级党委全委会和常委会的作用；实行党代表任期制，提出建立党代会代表提案制，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扩大差额选举和竞争性选举的力度；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建立巡视制度，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党内民主的制度保障更为坚实有力。其中党内差额选举改革尤为引人注目，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中央委员会的预选实行了候选人多于应选名额5％的差额选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内民主的一大突破。党的十七大上，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比例进一步扩大到8.13％，候补中央委员的差额比例扩大到9.16％，而且在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提名上也首次实行了民主推荐的方法。而在十八大代表选举中，差额选举比例超过15％。同时，公开选拔、公推公选和竞争上岗等制度和实践创新，日益成为选人用人的常态制度，仅2008年至2011年，全国通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方式选拔厅级以下干部20多万名，选人用人公信度指标累计提高近10个百分点。制度的动态调整巩固了意识形态创新和组织建设的成果，随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水平和党内治理制度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政治体制的弹性和活力不断增强，执政党对复杂局面的驾驭能力不断提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成为增进执政党调适性的基本方略。

当一个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变成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时候，社会要求国家有效治理的压力就会增加。任何一个政党，都需要根据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进行自身的改革和调整。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造其组织形式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政权的核心力量向各种经济、社会精英开放，使自己适应改革所创造的经济社会环境，变得比以前“更具适应性和坚韧性”。中国共产党不断寻求有效的建设战略，渐进调适其政治路线和治国方略，合理调整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增强政策与制度体系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有效的政治开放与政治吸纳是增强执政党代表性、回应性和调适性的基本保障。执政党在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过程中稳妥推进自身的理性化与民主化，政党现代化不仅开启了中国体制变革的进程，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而在政治开放中有效增进执政党调适性则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历史经验。而通过政党开放性和有效的政治吸纳策略构建包容性体制，通过体制和制度弹性不断增强执政党的调适能力，进而确保执政有效性，是“中国奇迹”核心奥秘之所在。

三、重塑政治领导力：变革型政党的未来发展愿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毅然从一个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的时代中走出来，并进行了一个长达30多年的“去政治化”的过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治被不断的边缘化，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力面临不同程度的损害。在一个充满价值与利益冲突的时代，政治是如何管理和化解冲突的艺术，中国迈入一个亟须政治智慧与治国技艺的时代。十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重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以执政党的现代转型引领和带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核心的战略举措包括：

第一，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激发变革型政党的创造性活力。改革开放创造出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取决于当代中国人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与意志。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当前，随着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基本形成，“开放倒逼改革”的趋向日益显著，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的攻坚任务极其艰巨。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效率与公平等事关全局的重大关系。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成为中国执政党增强转型领导力的重要战略选择。改革是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项改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放在大系统内来考量，需要执政党远见卓识，完善体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一方面，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与推进改革开放有机协调起来，靠改革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另一方面，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国家建设战略总布局，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明确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重视各领域改革之间的协同性以及各项改革之间的相互衔接，形成各项改革系统设计、整体谋划、协同推进的生动局面，不断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不断激发变革型政党创造性活力的战略选择。

第二，着力推进执政方式现代化，实现民主与法治的国家治理。在一个利益大分化的变革时代，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增强执政党政治领导力的战略选择。在中国特定的情势下，首要的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效缓解公民的“预期革命”与“参与压力”对制度化程度尚不高的政治体系的全面冲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的权利，充分发挥民主代表民意、汇集民智的功能，激发社会活力。继续鼓励和推动各种形式的民主实践，以有效的民主化战略提升中国政治体制的弹性空间和调适能力。党内民主有利于增加普通党员和民众对政党的认同感，改善政党的公共形象，增加政党的社会吸引力，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战略。竞争性的选举民主有利于增强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可以改善现存地方政权的治理能力。因此，实现选举民主、参与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良性互动，大力推进预算公开、决策过程公开和党务政务公开，加强公民社会建设，可以均衡民主与治理之间的内在张力，实现善治。同时，提高依法执政能力，着力推进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的尊严与权威。认真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改进立法质量，增强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协调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有效保障司法权威。全面推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理和依法办事，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有机统一。坚持从严治党，更好地发挥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领导干部全程动态的管理和监督，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大力推进执政方式现代化，实现民主而法治的国家治理，不断增强执政党回应社会需求和满足人民政治期望的能力，增强执政党与深刻变革的执政环境之间的结构性适应能力，将是下一阶段中国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

第三，以包容性体制建构公平正义的制度理性，不断增强变革型政党的调适力。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也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原则。社会正义的实现，仰赖于一个高度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现代社会的存在，并在一个开放的民主宪政制度框架中，通过各种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共同参与、平等博弈、权力制衡、公共协商和理性妥协而得以实现。公平正义是制度理性的本质属性，制度理性是增强执政党调适力的前提条件，包容性体制是构建公平正义的现代制度体系的基本保障。包容性体制意味着通过一系列公共政策和体制制度安排，确保所有社会阶层和成员机会平等及公平合理地共享发展成果，人民享有各种公民权利的制度化保障，以彰显社会公平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包容性体制构建公平正义的制度理性，需要各种制度建设协同推进，具体包括：（1）制度设计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制度建设的核心目的，制度设计必须以人为本，把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公平正义的制度理性必须以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为依归，以弘扬权利本位为特征，坚持把提高人的素质、改善人的生活质量、优化人的发展环境、妥善处理自然—人—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出发点和根本归宿。（2）开发现有制度体系的潜在功能，加强现代国家制度体系建设。中国现存基本制度具有强大的潜在功能，问题的关键是通过有效的体制变革和机制完善确保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如通过差额选举和公正透明的竞争规则激发制度的民主潜能；改进人大代表的产生办法以拓宽选民和代表之间的制度化联系渠道；改善党—人大—“一府两院”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调整三者之间失衡的权力关系；增强政协各功能界别的开放性和民主性，发挥政协在协商民主方面更为强大的政治功能。同时，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人大制度、官僚制度和司法制度，建立完整规范、科学合理、有机协同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以增强中国政治体制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不断增强党和政府的调适能力。（3）统筹规划制度建设，强化社会经济制度的公共理性以确保其公平正义性。主要包括：消除各种制度障碍与壁垒，构建促进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环境；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合理调整社会结构，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加快社会流动机制的建设，建立开放型社会；完善现代社会政策体系，不断提升社会公正程度；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立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纵观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成败得失，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只有通过为社会供给正义的制度，主动顺应民众对秩序与制度正义的政治期盼，才能稳定人心与社会秩序，以确保其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亟须加强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增强其执政体系的理性化与现代化程度，以包容性体制构建公平正义的制度理性，不断增强执政党的调适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