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轨迹：想象的与真实的

开放还是抵抗？大清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　　　

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自马戛尔尼访华之后不到半个世纪，英国不法商人找到了鸦片去抵消贸易失衡，这被马克思称为“罪恶的鸦片贸易”。不过，“罪恶的鸦片贸易”毕竟也是贸易。鸦片很快将失衡的贸易拉平了，到了1830年代，鸦片贸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财政，甚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究竟能不能接纳西方的工业品，能不能把中国市场开放出来。 　　

从整个历史过程看，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面对西方资本冲击时采取了武装抵抗。日本面对西方资本，起初也抵抗，但很快就放弃，打开了国门，让外国资本进入。 　　

1840年代，中国在鸦片贸易已经成为灾难的时候，毅然选择了抵抗，目标是要把外国资本继续拒之门外。然而，断断续续打了两年，中国告饶不打了，接受了城下之盟，签订了《南京条约》，同意开放五个口岸，改变先前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让外国资本通过这五个通商口岸，去开发市场、培育市场。 　　

《南京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是中国走上世界的开始，并不是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这个条约对中国的最大影响不是赔款，不是割让香港，而是五口通商。所谓五口通商，用今天的观点去理解，就是五个经济特区，而且是由外国资本开发、管理的特区。 　　

短短二十年，五个特区带给古老中国近代的气息，西方的工业品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欢迎，西方的文化也越来越让一部分中国人着迷。二十年后，中国在西方压力和自身发展需求下，不得不踏上现代化之路，对外放得更开，在中体西用口号下开始名正言顺学西方，这就是“洋务新政”，也是后来所谓的“同光中兴”。

中国在1860年开始新的开放，当然并不是完全主动的，但是通过这次扩大开放，中国与西方构建了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外国公使终于可以常驻北京，中国也按照对等的原则开始向西方各大国派遣外交使节。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越拉越近，中国渐渐成为世界的一个当然部分。

在“洋务新政”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总体而言是健康的，中国埋头苦干，默默发展。中国那时之所以强调“中体西用”，主要是不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不想走上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路，不想重演西方近代的丛林故事。另一方面，“洋务新政”与传统旧体制也渐行渐远，尽管清政府不断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不像日本那样全盘西化，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洋务新政”三十多年的全部历史，我们应该相信，中国人对中学、西学的比例随时在调整，西学的比例不断扩大，中学的比例逐渐收缩。假如不发生意外，假如中国不在1894年卷入那场战争，相信再有二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也应该能够轻松转型，构建与东西洋各国比较接近的社会，应该能够实现君主立宪的目标。君主立宪毕竟是那个时代的风尚，中国一定会赶上去。 　　 “洋务新政”是想走出一条执其两端而用中的中间主义路线，这个路线应该说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好处和巨大变化。到了18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已经恢复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近代中国的工业基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基本建立起来了。那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最强，世界的前几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比例都在增加。按照这个道路再走二十年，中国的面貌一定不一样，中国的政治架构也会随着经济的、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治出了问题。1894年中国不幸陷入有关朝鲜前途的战争，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结束了，“中体西用”的中间主义路线也被发现问题很多。中国在一夜之间几乎一切归零，重新开始，不再延续先前的“洋务新政”，而是很自然地转身向东，追随日本明治维新，进入中国自己的“维新时代”了。 　　

中国必须向世界潮流看齐　　　

1895年开始的维新运动当然是中国人的重要觉醒，《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无限制的进入，也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大幅度拉小。过去几十年没有办法修筑的铁路很快开工了，沉睡数万年的矿产资源也在外国资本主导下开采出来，造福社会。这都是中国的进步，是中国在向世界靠拢，也是世界进一步进入中国。当然，大规模的开发也带来相当多的社会问题，稍后出现的义和拳、大刀会等，其实都与这个时期的急剧发展有关。流民的大量出现衍生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又被统治阶层中的野心家利用，到了1900年，一场巨大的排外运动突然爆发，并导致第二年的《辛丑条约》。 　　

按照革命史观的解读，《辛丑条约》是中国社会继续沉沦的谷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低点。其实，如果从现代化史的视角去观察，可以看到1901年的新政与这个条约有关。中国必须与世界一致，必须进行政治改造，是《辛丑条约》所蕴含的国际共识。中国不仅通过这个条约避免了被瓜分，而且实际上通过与这个条约相关联的门户开放政策保住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国的面貌经过那几年的折腾有了巨大改变，稍后的新政、司法改革、预备立宪，都表明中国在通往宪政的路上迈着大步，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在急剧收缩。 　　

进入20世纪初年的中国新政，尤其是稍后的宪政改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希望，中国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蹉跎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比较正确的轨道。1906年，清廷宣布政治改革路线图和逐年要完成的目标、任务。1908年，清廷发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划时代大事件，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现在对这个事件严重低估。 　　

从后来的宪政理念看，《钦定宪法大纲》可能还有很多问题，比如皇权依然至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统治者终于同意将皇权置放于宪法的框架里，这是传统帝制时代想都不敢想的事。 　　

然而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清廷的权力中心在失去了这两位极富权威的政治领导人之后，改革也面临着诸多困难。特别是，随着朝鲜被日本吞并，中国外交面临新的危机，为了克服危机，立宪党人发动提前实现宪政的运动。弱势的摄政王不得已接受了这个建议，这就使慈禧太后、光绪帝规划的宪政路线图进入加速实现的阶段。 　　宪政加速，打乱了先前的路线图和步骤，但这都不是主要的。按照调整过的计划，清廷应该在1911年春天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然而就在此时宪政改革出了大问题。清廷宣布的十三名内阁成员竟有九名来自皇族、贵族，这不能不引起立宪党人的极大不满。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假如清廷在各方压力下改组内阁，调整阁员，立宪党人的不满也就是一阵风，就像现在宪政各国不断倒阁、改组政府，并没有引起政治风波一样。然而，摄政王却不这样看。摄政王认为，第一，根据《钦定宪法大纲》，任命百官是皇帝的权力；第二，施行了宪政，就意味着“平满汉之界”，更意味着不再有什么皇族或贵族，将来只有皇室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其他的皇族、贵族，与一般百姓无异。在这种情形下，皇族、贵族的参政权也应该获得保护。 　　今天不能说摄政王的想法毫无道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皇族、贵族在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贡献巨大，此次获得内阁任命，并不全凭借他们的出身，更多的还是他们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以及过去若干年的政治立场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