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智慧何以是一种“智慧”？（2）

这些政治哲学家不但否定宏大目的在政治活动中的意义，甚至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会造成对政治实践的伤害。威廉姆斯说：“怀抱一种希望或一种景象，即使带有虚幻性，也并不必然使人们受到幻觉的伤害；只有当你弄不清幻象和在你周围的世界的差别时，这种伤害才开始了。”而欧克肖特则将现代政治的诸般恶果直接归咎于此类思维和行动方式

可将上述三种反对宏大目的理论的意见总结为：（1）宏大目的无用论；（2）宏大目的依赖论；（3）宏大目的有害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否认关于终极目的的普遍知识可以独立于或外在于实践者的品格或行动能力；否认这种知识以推理的方式在具体的实践思考中发挥前提式的作用；否认这种知识能够以回溯的方式独立地证明具体实践思考的合理性。总之，它们均认为实践智慧之“智慧”不在于体现或实现了某种普遍的原理或终极的善。那么，拒绝了宏大目的理论之后，实践智慧的合理性基础向何处寻？如果将实践合理性问题维系在个人习惯、品质、共同体的传统或伦理共识上，始终会被指责为它是主观主义、相对主义或保守主义的。因此，实践智慧要作为得到公共认可的实践理性，就必须寻求其可普遍化的合理性基础，但同时又不能变成脱离实践者个体品质的一般性能力。

三、批判性反思与普遍知识在实践智慧中的作用

在反对宏大目的理论的上述三种观点中，“依赖论”无疑最为恰当地捕捉到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德性伦理的特质。这种模式将“幸福”作为形式上的大前提，将对具体情境的敏感性作为推理的真正起点，实践判断就是在当下的复杂情境中提炼出最为重要的价值，将之植入“幸福”的内容中进行辨识，得到肯定答复则决定行动。但它存在两个问题无法解决。一是，“幸福”的内容依赖于实践者的生活背景及其所塑造的个人品质或习性，如何证明这些内容是“真正”善的，而非只是对于该实践者“显得”是善的，它们是否具备作为终极目的资格，尚且存疑。二是，实践判断的合理性如果最终须诉诸实践者的品格即其感知能力或敏感性，那么，如何对其进行超出实践者自身的反思或批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确证实践判断之终极合理性需要进行另一种探究，它必然超出具体实践者的生活背景和境遇，只能用类似理论反思的方式来把握。这种探究方式就是通往实践原理的辩证法。个人的良好品质只涉及这个辩证探究的起点，而不是最终结论。而且，当品质或习惯与理性相悖，则依从理性，以理性为行为的准则。事实上，对个体甚至城邦共同体之善的理解，也最终要放到普遍人类之善的背景下来理解，并且后者是首要的知识，要成为一个理想的实践智慧者，必须具备关于人类之善的根本性知识。所以，对于一个完备的实践智慧概念，“依赖论”的解释模式是不充分的。

与上述三种观点相反，麦金太尔主张关于人类之善的普遍知识对实践思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并非进行实践演绎推理大前提。普遍知识通过反思与特殊知识连接起来，一方面为实践智慧提供间接指导，另一方面为其提供合理性的证明。他认为，上述三种观点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思考理论割裂为无关的两个部分：一是具体情境中的实践思考，另一是关于人类善的理论知识，后者并不参与前者，从而对人类善的反思本身不可能直接与实践相关。因此，对普遍或终极目的的反思对于一个有实践智慧者并非必要更非充分条件。这个看法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实践行为服从正确的理性或理由（orthon logon，right reason），其选择的起点是遵循着理性的欲望。而要想获得正确的行动理由，实践者必然通过反思作为中介连接起对普遍善的知识与对当下行动之善的理解。其反思过程大致如下。

（1）我们总是开始于直接的实践判断，开始于某种理由，即为何做这个不做那个，并问询该理由是否充分。

（2）然后会继续问，为什么这个理由是充分的，它如何区别于那些不充分的理由。

（3）.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就会发现，做某事的充分理由也是成为某种人或某种品格的充分理由；因为区分不同品格的标志就在于不同人对其所欲之诸善的排序不同，而排序方式就体现了他对何为人类之美好生活的观念。.

（4）通过对这些观念进行批判的反思，能够修正我们对诸善的理解，也会重新思考做某事的充分理由。然后重新开始这个过程。

（5）最终，要证明我们实践选择的合理性，就必须诉诸我们对于人类善的某些观念，从而将诉诸关于此观念的理论。对理论的诉求就成为证明实践思考之合理性的终点。

通过（3）可以看出，对某个行动理由的认可、行动者的品格和人生观三者是直接相关的；通过（4）可看到，行动者通过反思来修正其观念，同时也改善其品格；通过（5）可以看出，对一个人“显得”合理的实践选择，如何是“真正”合理的。一个普遍的理论可以为某次实践思考做正当性辩护，并不是依靠二者在逻辑上或语义上的关联，而是依靠行动者对自身实践观念的体认和反思，这是普遍知识与具体感知之间的必要中介。但麦金太尔并不像“依赖论”者那样认为这两种知识均依赖于行动者的品格，相反他强调，如果说实践者的品格通过其实践思考体现出来，那么，也可以通过改变其实践认知反作用于其品格和实践智慧。对于已具备一定良好品格的人，该反思过程能使之超越已有认知的高度，获取更好的实践知识，促进其伦理品格及实践智慧的成长。而对于尚未具备良好品格的人，如果他愿意进行这种反思，则这种严肃的推理过程犹如一面镜子，使其更容易看到自己的不足。同理，如果一个共同体的伦理共识出现问题，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描述的诸如斯巴达城邦的伦理风俗，那么这种基于理论反思的外部批判更是必不可少。相反，前述“依赖论”却否认这种外部批判的有效性，无疑更容易陷入相对主义。总之，这种准理论式的反思推理有助于实践者获得更为正当的实践判断的起点，而这正是实践智慧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