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智慧何以是一种“智慧”？

二、反对“宏大目的理论”的三种观点

这种“宏大目的理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行动者究竟如何将那个抽象而外在的总体性目的转化为当下的特殊目的？在实践思考中，宏大目的是通过理论探究获得的实践知识，它们都是普遍性的命题，诸如“人生的终极目的是幸福”、“幸福是灵魂体现着德性的实现活动”之类。对于实践活动而言，这种命题显然无法具体地指出该追求什么样的目的以及该如何行动。那么，那种演绎推理是如何完成的？实践智慧所做出的判断又是如何连接于这些一般性的知识，从而获得自身的合理性根据？事实上，很多人断然否定这种连接，认为它是不可能的或是不必要的，甚至还可能是有害于实践的。反对这种宏大目的理论的意见大致有三种，以下分别评述之。

第一种认为，所谓的终极目的根本不可能在实践中发生作用。因为，实践思考不是以幸福这样的宏大目的作为起点，而是开始于某些日常和具体的目的。一个健全的日常人具有实践思考的能力，能够合理得当地安排此类目的。实践智慧者也无须通过有意识地提醒自己幸福在于某种善来开始自己的实践思考。人们之所以把这种推理模式作为实践智慧的运作方式，是将实践智慧混同于技艺。因为技艺就是从一个确定的目标出发，沿着“目的—手段”这样的路线寻找实现的方法。而实践智慧的目标指向的是行动内在善的实现而非其外在结果。所以，那个宏大目的本身不能作为实践智慧的思考内容。可以看出，这个批评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善的理念的批判：对善的理念的知识对于人类实践无甚作用。同样，亚里士多德的善的理论对具体的实践也无济于事。由此，它便在实践智慧中取消了宏大目的的位置。

第二种反对意见并不如此极端，它依然认为实践智慧需要终极目的，但这个目的并非通过外在于实践者的理论探究所获得，而是内在于他自身的品格（character）或习性（habituation），因为其中便包含着理智的因素。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将那种过于理智主义的宏大目的理论称为“蓝图景象”（blueprint picture）。此种景象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在此景象下，蓝图既然可以先于并独立于具体的情境而获知，可以外在于具体的判断和行动，那么，目的是否正确与行动是否正确应用了目的这两个问题就是相互割裂的。其次，不可能通过一个普遍的概念形成某些原则来为我们在相关情境下所追求的特殊目的进行排序。因为，如果排除了特殊情境的细节（specifics），诸行动的统一性以及某个具体行动的正确性都无法确认。对情境的正确阅读是最为关键的，它表现了行动者的品格，是它而不是理智的推理弥补了普遍目的和具体行动之间的鸿沟。

麦克道威尔认为，作为终极实践目的的幸福概念，并不由一个可推理运用的蓝图来把握，它是一个具有良好品性的人所必备的生活信念。这种信念尽管是些一般的知识，但那是在他得到良好教养和品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获得的，必然内在于他的实践倾向。他的品格习性中隐含着对于何为幸福或善的理解，当他按照习惯行动时，就必然或显或隐地将这种理解表达于具体的判断和行动中。因此，实践思考的合理性不需要根据外在于实践者自身品格习性的一般知识来证明，更不是按照推理的方式将这种知识运用于具体实践中，而是根源于实践者的好的品性（ethos）。

这种将普遍知识融于实践者品格、将实践智慧融入行动倾向的看法，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关于终极目的的知识对于实践思考之合理性的基础性地位，因为它将实践智慧所涉及的普遍知识和具体知识均依赖于实践者的个人品格。如果说独立于或外在于品格的普遍知识是无意义的，那么，一个已经具备良好习性的人为何还需要学习实践哲学呢？

第三种反对意见来自于政治哲学领域。如果说个人行动领域中的宏大目的脱离了行动者的个体品质和对具体情境的感知，那么，政治领域的此类宏大目的便脱离了政治共同体的历史传统以及政治行动者当下所处的实践境遇。伯纳德·威廉姆斯称之为“圣鞠斯特幻觉”，即认为存在着可普适于一切历史时代和社会空间的实践观念和方式，我们只要发现它，就可以将其应用于我们的时代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无法确认是否能发现它，即使能，它也过于普遍和抽象，而我们的问题又太特殊和复杂，二者的衔接并非易事甚至不可能。出于对所有普遍性实践知识之吁求的怀疑，威廉姆斯警告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莫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伦理知识当作“所有伦理经验的普遍的终极的基础”，否则他们也犯了与圣鞠斯特同样的错误。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表现。欧克肖特在批评现代“政治中的理性主义”时说，人们通常理解的政治活动的主要模式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加上经验主义”。这种政治思维模式，完全是“普遍知识加特殊知识”的实践思维模式的政治版本。问题的关键依然是，由理智所预先策划的、貌似具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是否以及如何能够与当下的实践情境相衔接呢？欧克肖特看到，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表达的实践三段论，作为论证起点的幸福不是一种普遍而不变的事物的状况，而是由复杂可变的事物状况构成，这些事物被亚里士多德称为社会“承认的善”，它在任何场合下都不可能得到必然的确保。政治判断和实践的起点是这些被社会认可的或然性的善，而不是以普遍知识面目出现的意识形态。而且，不同于通过学习普遍规则得来的技术知识，政治活动所需的那种实践知识是习惯的产物，而习惯则是行为传统的产物，是“一种在生活的全部错综复杂中具体地、一以贯之地生活的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