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毛泽东跳舞:随心所欲不受约束

亲历者忆毛泽东跳舞:随心所欲不受约束

核心提示:1957年秋,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成为广西话剧团的一名演员。外交家的风度渗透在细节中,周总理的舞步体现了精神的力量  那个难以忘怀的舞会上,唯独没有见到周总理。

人们高喊口号,跳跃,跺脚,那声响似乎能把屋顶掀掉,我和同去的伙伴激动的相互捶打,犹如在梦中见到了“神”,恍恍惚惚地处于晕眩状态。毛主席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落座,乐声响起,足足奏了十几个节拍,我明知负有第一个请首长跳舞的任务,但心慌得就像要跳出嗓子眼,腿在发抖,软软的怎么也站不起来。

二、神色疲惫的刘少奇舞步轻盈,温和的笑容和长者风范令人感动

也是在那个舞会上,我和刘少奇同志一起跳舞。那年,他已是满头银丝,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更显出他脸色的灰暗,眼中流露出疲惫的神色。同样是领袖人物,和他在一起,我却并不胆怯。我说:“您脸色不好。”他回答道:“我睡得太少。”少奇同志问我,白天在做什么?我就像对朋友那样向他诉说,我说在挑石头,肩膀好疼啊!他安抚我:“挑久了,磨出茧子来就好了,要有个锻炼的过程啊!”他说话随和,语气亲切,短暂的问答让我感受到长者对后辈的关爱。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少奇同志跳舞,纯熟、规范。我们跳的是中速三步,他以精确的节奏,迈出了三节拍的重、轻、稍轻的舞步,转圈时柔和、轻松,与他共舞,沉醉在美妙乐曲中,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应该说,他对音乐的感觉很好。

第二天早上,南宁公园举行群众集会,在拥挤的人群中,少奇同志认出了我,他像见到熟人那样向我招手,这一刹那连同他亲切的笑容,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

文革时期,大街上贴满了丑化刘少奇的漫画,我从心里无法接受。我悄悄地对亲人说:他给我的印象是温和的。

三、外交家的风度渗透在细节中,周总理的舞步体现了精神的力量

那个难以忘怀的舞会上,唯独没有见到周总理。

事隔多年后我才知道,这场舞会,是1958年初中央召开南宁会议期间举行的。就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总理提出的各种“反冒进”举措,为之后的全国“大跃进”做足铺垫,而总理未作辩解,在发言时承担责任,表示犯有“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在思想上没能跟上毛主席的步伐”。如今,史料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我不禁浮想联翩:或许,当我们在欢快的旋律中起舞的时候,总理正为次日的检查苦思冥想!

有幸见到周总理并且与他跳舞,已经是60年代初了。为欢迎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沃,南宁举办一场文艺演出,由我担任报幕。那天,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在粤剧现代戏里扮演主角刘胡兰。演出结束后,是一场小型的舞会。

偌大的舞厅,只有不多的人,我荣幸地被安排与周总理跳第一支舞。

与我同时代,凡亲眼见过总理的人,无不为他的风度所折服。南国的冬日,没有丝毫寒意,总理身着浅湖绿色薄中山服,依然紧紧地扣着领口,浅棕色的凉皮鞋一尘不染。他款款地向我们走来,目光所及,让所有在场的人都似乎感觉到:总理注意到我了!

没有任何的拘束,只有亲近与平和。总理一见我,就笑着问:“你是宁波人吧!”我惊讶不已:我出生上海,祖母却来自这座江边小城。父母也是在那里成家立业。母亲虽然是杭州人,但家里的饮食、语言还保留着宁波特色。而我,一口受过训练的普通话,总理怎么能看出我和宁波之间的天然联系呢?我由衷地钦佩他过人的洞察力。总理见我愣愣地没有回答,便哈哈大笑起来。

自小我就爱看上海滑稽戏,学会了苏北方言,记忆中,总理祖籍淮阴,因为他的随和,我几乎忘了在我眼前是位领袖级人物,便用苏北腔与总理对话:“听人嘎(家)说,你是苏北人。”熟悉的乡音又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总理也和我一起开心地笑了。

我和总理跳的是快三步,他以传统的欧式舞步,踮着脚,把我的右手举得很高,向右方旋转着前行。我的舞技笨拙,退着转,跳久了便有些累,总理却比我这个年轻人更经得起考验,从他快速、有力的舞步中,我感受到精神的力量。

当年的南宁,还没有空调,舞厅里只用几台吊扇降温。热了,当地首长往往会当众宽衣,总理却不然,他去更衣室脱下外套,穿着白衬衣步入舞厅。即便是休闲式的娱乐活动,他依然一丝不苟,儒雅、外交家的风度渗透在些微的细节中。他走到乐队前,柔声地提出请求:“请奏些慢步舞曲,老了,跳不动了!”

红线女刚卸完妆,快步走进大厅,她伸出双手,向小鸟般地“飞”到总理身边,小巧玲珑的身材,一头刘胡兰式的短发,用清脆动人的嗓音,喊着:“总理——”!我为之心动,看得出,她为初次在现代戏中演英雄人物,又能被总理欣赏而兴奋不已。她和总理翩翩起舞,亲昵地向他倾诉,犹如见到了久别的亲人。

总理尊重艺术规律,尊重、爱惜艺人,这在文艺界早已口口相传,此刻,我是亲眼所见,更是感慨无限。

四、空军总司令刘亚楼善舞、善谈,性情豪放,为人平和

1961年冬,中央军事会议在南宁召开。我军高级将领云集于此,晚间常有舞会。我为舞会主持节目。

有一次,我和叶剑英元帅挨着坐。叶帅说他不想跳舞,想听评弹,可当地没有人会唱。说着,他便自吟自唱,有板有眼地哼起了评弹的调门。他那自在的神情,让我很放松。

当时我年轻无知,对国家政要和军队首长以及他们的职务浑然不知。每当与他们跳舞,便直白地问他们的尊姓大名。一位中等个头、身板壮实、神情威武的中年军官请我起舞。他肤色黑里泛黄、目光机敏,带着工农的粗犷气质。我们跳起了慢三步,在舞曲伴奏下,他引着我向前、向右旋转,他的俄式舞步让我适应自如。军官精力充沛,不停地转着圈,即使跳快步舞时,也喜欢聊天。他说话的嗓音有些沙哑,带点闽西口音,他告诉我,他叫刘亚楼。

我并不知道眼前这位首长的职务,回团后才知道,他是当时的空军司令员。

因为我们配合默契,这一晚上除了报幕,几乎都在为他伴舞。他问我,是否发觉他的一条腿有点短?我摇摇头,说感觉很好啊!他说,那是红军时代打仗中了敌人的子弹,因为医疗条件差,取弹片的时候,没有用麻药,他是咬牙挺过来的。我对他肃然起敬,抬头仰望,看着他布满血丝的双眼,心想,这也是艰苦岁月留下的痕迹吧。曲终,细看他迈步时的动作,双腿确实有些微的差异。

跳累了,我们坐下随意交谈。刘亚楼告诉我,他是在苏联当红军时学会跳舞的。当年,伏罗西洛夫元帅访问欧美,西方人用漫画讽刺他,嘲笑苏联军人缺乏文化,连国际通行的交谊舞也不会。回国后元帅下令,让全军将士必须学会跳舞。于是,他也练就了规范的俄式舞步。恰好,我上戏剧学院时的舞蹈教师是个俄国人,难怪我们的风格如此协调。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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