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指导地位（3）

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各种流派中都包含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如关于价格运动的理论、关于增长与波动的理论、关于货币金融的理论、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关于利率和汇率变动的理论、关于产业组织的理论等。另一方面，它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殊的制度属性、意识形态和利益要求，并且它在理论上存在不少严重的缺陷。它的基本理论如经济人假说、生产要素价值论、自发秩序论、私有制高效论、自由至上论等，都是直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因此，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一味排斥，也不能盲目崇拜，全盘照收，而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着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整个世界上的经济学只有一种，这就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它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毫无疑问地相信它、学习它，就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践它，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这是一种新的蒙昧主义。不摆脱这种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就不可能真正树立理论上的自觉和自信。2008年经济学诺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金融危机后曾论道：“宏观经济学在过去30多年的研究成果，说得好听点是毫无用处的，说得难听点甚至是有害的”。另一位诺奖获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得更为直白：“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现在也变得清楚了的是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西方的主流学者对自己的理论尚且能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我们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怎么能对这些理论如此迷信呢？

像所有的科学一样，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也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求共识，在超越中引潮流。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界，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似乎并不是主流，而追求所谓的标准化和与国际接轨的做法却好像成为了一种时髦。抛开经济学所具有的时代性、实践性和阶级性不谈，所谓的标准化和接轨说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区。且不说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流行的理论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如当今的美国，经常也是学派林立，观点各异，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如果说要标准化和与国际接轨，那么，的确存在一个与哪个“轨”接、怎么“接”的难题。事实上，当前一些人所主张的标准化指的只是美国化，更具体地说，是新古典化。这种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抛开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现实条件，抽掉社会生活中的技术、制度、政治、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经济人当作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当作人类永恒不变的理想形式，把抽象的数理逻辑当作判断经济学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准。在政策主张上，其主要倾向则是：崇尚私有制而贬低公有制，崇尚市场调节而贬低政府干预，崇尚全球化而贬低国家利益，崇尚效率而贬低公平，崇尚个人自由而贬低社会合作，崇尚资本主权而贬低劳动主权，崇尚比较优势而贬低自主创新，崇尚西方式的民主而贬低社会主义民主，崇尚所谓的“普世价值”而贬低中国道路。目前新古典经济学在国内外都受到了众多的批评，不少学者认为，这一理论对当前资本主义严峻的经济危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显然，这样一种理论，我们只能有条件地吸收，有批判地借鉴，而不能盲目地无原则地照搬。　

理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必然要随着现实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的永恒的普适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从来就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在思想和理论上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绝不只是哪个国家和哪些个人的专利。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现在更不应当仅仅是他国理论的亦步亦趋的模仿者和追随者，而应当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理论与经验的做法，都必然会在丰富多彩和生机蓬勃的实践面前折戟碰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西方理论和经验的危害，不仅在于它脱离中国的实际，无法解答中国的问题，更在于它会使我们成为某些错误思想的附庸和奴隶，丧失思想理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甚至会把西方国家的特殊经验、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当作所谓的“普世价值”推广甚至强加于中国，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使我们迷失发展的方向，丧失前进的动力。对此，必须高度警惕，绝不可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