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新途径（2）

第四，“网络问政”是社会草根阶层思想自由表达的新载体。社会草根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力量，也是民智的源泉。对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他们有政治参与的热情，有一针见血的“拍砖”，也有对具体问题的可行建议。在法制社会，他们能通过稳定的渠道参与社会治理，是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网络时代，政府部门通过网络问政的办法，及时地了解民意，搭建起社会网络问政参政平台，为社会草根阶层了解社会，关注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了新的渠道和途径。近年来，以社会草根阶层为基础而产生出的新的社会意见阶层，不管是在国家政治发展，还是在经济改革以及社会变迁中发挥着重要的监督和推动作用。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进程的加快，特别是随着社会利益格局出现的重大变革，社会各界群众的诉求也越来越多元化，以社会草根阶层为主的网络舆论必然成为社会舆论的源头。这种情况下，网络的出现与发展，实际上为贴近民众、了解民众、服务民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一个很好的手段、一个很好的工具。戴焰军认为，网络可以提供广泛的政治参与，因为网络形式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特殊的参与途径。这样就打破了层级、人数等传统条件的限制，直接可以反映更多各方面群众的要求、愿望和呼声。这不仅节省了政府和民众的大量精力，也增加了社会的和谐程度。

第五，“网络问政”能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政府运作也需要有一个透明度，而网络问政是一个很好的政务公开模式，它可以保证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市民上网。政府要利用互联网平台实行网上问政，了解民意汇集民智，掌握民情，及时研究对策，处理问题，从而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网络问政，是人民群众参与政府工作的重要方式。通过网络这个民意窗口，广大群众可以直接参政议政发表自己的意见，政府方面可以了解更真实的舆情。”[9]2009年底，中安在线在最早的《民生在线》基础上开通了《网上问政》平台，与省委机关报《安徽日报》和拥有庞大读者群的《安徽手机报》广泛开展报网互动。《网上问政》平台开通以后，网友留言和读者互动反馈每天逾百条。广大网民通过网络、短信、邮件等多个渠道，直接反映关系切身利益的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问题，各有关单位及时反馈，认真解答。问政栏目组还通过发协查函、在线访谈等形式，请相关领导及部门对问题回复，促成问题解决，在网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各级领导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的途径。达到引导社会热点，化解社会矛盾。一些热点问题也往往是网民跟踪和关注的重点，党和政府要敏感地面对社会热点问题，要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发布正确权威的信息，向人民群众讲清事实的真相，通达社会民意，疏导公众的情绪，化解社会矛盾，这也是党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网络形式打破了时间、空间等方面的限制，在任何一个时间、空间内，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而且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网络上，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什么要求都可以谈，什么愿望都可以谈。“网上问题、网下解决”，“上网交心、下网服务”，这既是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期待，更是政府决策科学化、施政民主化的必然选择。这不仅打破了时空限制，而且打破了行业、领域等的限制。它与过去针对某个问题，或者针对某个行业召开的质询会、听证会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第六，“网络问政”推动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省部级新闻发言人评估组组长孟建认为，“网络问政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先行先试。虽然传媒不可能代替政治，但传媒与政治的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极为重要的方面。目前政府已经有意识利用新媒体来跟公众作沟通，但由于新媒体要求沟通的过程快速高效，但现有的政府体制却不能支持。因此，她希望政府部门对不合时宜的体制进行改革”。温家宝2010年8月在深圳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10]借助人民网，全国各地参与的网络问政，甚至可以为党在“十八大”后实施政改“新政”做好铺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与网友会面时引用温家宝的话说，“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已经成为时代精神，它使中华民族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在新媒体勃兴的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解放思想的前沿阵地，而网民也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力量，借助网络，让政府、公众形成良性互动和互信互助的关系，借助民间力量与智慧对所谓既得利益阶层形成压力，无疑是突破今天改革遭遇的某种僵局而网络问政，让我们看到了重建共识的可能、改革破局的可能”[11]。

二、“网络问政”的发展需要制度化来保障

对于网络问政这一新的民主政治形式，人们从宣传层面讲得多一些，对它的学术层面谈得很少；对它的实质和作用谈得较多，对它的常态化和制度化谈得较少。而网络问政作为新兴科技和民主政治结合的产物，只有在常态化制度化框架下才能推动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要把听取民意纳入到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泳博士认为，网络问政是否只能问问而已，这要看问政之后有几件事情得到解决，关键的是能否制度化。[12]因此，“网络问政”的制度化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依靠制度路径推动民主实践，那才是真正的“网络问政”，从而真正推动中国政治文明进程。

第一，“网络问政”制度化研究的必要性。网络问政必须制度化，才能真正推动政治文明进程。网络问政既包括公民借助网络这个巨大的信息平台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建言献策，也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通过互联网主动问政于民，因此，网络问政是双向互动的过程。网络问政，政府必然是主导，应该将网络问政机制纳入政府工作条例，真正用成文的规章制度来保证网络问政的健康运行，才能使网络问政成为公民权力和载体平台。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网络问政问题开始了积极的研究。很多学者从制度化的视角对政府机构的设置、权能和决策机制以及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参与渠道和保障机制进行全方位研究，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对网络问政进行系统审视，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政治文明发展的新观点。中国人民大学任剑涛教授认为：“网络问政需要主管部门、领导介入转变成一种制度，率先通过人大、文件等，把网络问政变成一种网络建设机制。要书记开微博，要真正把网络问政作为一种制度建设的平台。”[13]安徽省铜陵则对网络问政进行了制度化规范，要求及时搜集整理网络舆情，建立网友留言办理及回复督办等制度。使网络问政制度化、常态化，真正形成长效机制。姚玉舟等一些人大代表认为，网络问政不仅要问出实效，还要根据群众需求的变化和技术手段的进步进行制度创新和形式创新，真正实现群众“问事于政府”和政府“问政于人民”的良性互动。四川省绵阳市委书记罗强在谈到网络问政的心得时表示，“网络问政制度化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有效方式。把网络社情民意作为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大大缩短了党委、政府同群众之间的距离，也给群众提供了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和空间，增强了政府决策的针对性、准确性。同时，网络问政制度化是构建大舆情信息体系的迫切要求。舆情信息贯穿于党委、政府工作决策的全过程，作为一种决策的战略性资源，其正被广泛认识和重视”[14]。网络问政如何形成合理的制度架构，一方面要关注民情民意；另一方面，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等这些问题都要进入我们的视野，也就是说网络问政如何更加深刻、更加合理、更加有序仍是需要不断思索和完善的。人们要对“网络问政”的实践进行全面总结，厘清网络问政在推行中的各种问题，从制度化的视角进行规章建制，推进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助推网络时代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廉政建设等制度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