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创新立国战略导论

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需要实行什么样的国家发展战略?本文作者在深入研究国内矛盾和世界新的三大潮流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创新立国”的战略主张。这是一篇系统探讨中国“立国战略”的论作，对“凝聚当今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各个社会阶层的最大共识”实现“民族复兴”，有其理论意义和实际作用。文章篇幅虽然较长，但文字清新，有图有表，比较好读。本网依据《上海大学学报》第30卷第5期的文本予以转载，并将文中页下脚注和所附文献，一并插入文内，便于读者阅读。

摘要：中国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到2050年力求“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内涵,自然包括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严峻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中国欲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和21世纪国内面临的两大挑战——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供给格局的改变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要求必须转变传统发展战略。同时，全球新技术革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的三大潮流，也要求必须实施创新立国战略。“创新立国战略”，包括“企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企业层面创新”;还包括“产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产业层面创新”;更包括“国家层面创新”，但也不限于“国家层面创新”。这是一个涵盖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在内的创新体系。更重要的是，其不仅涉及“技术自主创新”，更涉及“制度创新”问题，包括创新型人才体制、创新型教育体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相关配套的经济体制等。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包括“一个顶层”、“三架横梁”和“四根立柱”在内的完整的创新立国战略体系。

关键词： 国家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3)0010——17

作者简介：常修泽(1945——)，男，山东省惠民县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制度创新理论、人本体制理论、广义产权理论、中国发展转型理论。

中国现正处在历史性转型的过程中。从现代史的角度看，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波大的转型，这就是1949年开启的社会制度转型和1978年开启的“经济体制转型”。现在，第二波转型尚不能说已经完成，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可以预测，一场新的、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转型正在酝酿并将来临。[1]](常修泽.中国正面临第三波历史大转型[N].经济参考报，2010-03-12，8)

在21世纪的“上半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中共十八大已经明确: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现代化国家”，其内涵,自然包括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严峻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到2050年，中国欲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和21世纪国内面临的两大挑战——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供给格局的改变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要求必须转变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战略。而从全球视野看，在全球新技术革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的世界三大潮流面前，必须推进全面创新。为此，笔者提出了“创新立国战略”。

创新立国战略是一个涵盖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在内的创新体系。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涉及“技术自主创新”，更涉及“制度创新”问题，包括创新型人才体制、创新型教育体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相关配套的经济体制等。基于此，本文就创新立国战略体系的基本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故称“导论”。

一、创新立国战略提出的国内背景

为什么要提出创新立国战略，从国内角度分析，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中国2050年建成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

中共十八大后，国家决策层提出了寻求“最大政治公约数”的命题。

那么，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公约数”是什么?或者说能够凝聚当今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各个社会阶层的最大共识是什么?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21世纪的前半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按照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设想，分为两个相互衔接的目标：其一，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二，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现代化国家”，从本文研究的创新角度分析，其内涵也应该是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

那么，如何在2050年前，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呢?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严峻地摆在13亿国人面前。为了探究这条振兴之路，需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所实行的经济发展路子和方式进行冷静的分析和评估。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且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国家，加上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受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束缚和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经济体制极其僵化，经济发展十分粗放。1978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伟大觉醒”、决定改革开放之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展开的。[2](常修泽.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论[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8)：13——19)

鉴于面临的现实基础和资源禀赋，加之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因此，在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中，中国的工业化走的是一条以“出口加工”为特点的道路:

1.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实际出发，着力发挥中国特有的人力资源优势，具体表现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虽然当时也提出提高科技含量，但从整体上说，发挥劳动力优势是第一位的;

2.从“汪洋大海”般的农村出发，寻求发展城市工业与发展乡镇工业结合之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乡镇工业是作为城市工业的“友军”而“突起”的;

3.从长期计划经济统治的实际出发，把经济结构的“转型”与经济体制的“转轨”结合起来，“两转”并进，这是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所没有的。

在这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汪洋大海”般的乡镇工业，以及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双线艰难而渐进式的推进——经济发展的这三个特殊元素，决定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期必然要走“加工大国”(或称“世界工厂”)的道路。

30年过去了，这条“加工大国”(或称“世界工厂”)的道路究竟怎样?笔者用12个字来概括：确有成绩;代价很大;难以为继。

第一，确有成绩。

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包括“加工制造”等多方面贡献的作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举世瞩目的(见图1)

图1 1978—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图(GDP)(%)

以上是大陆部分，从中华民族的角度，如把大陆增长与台湾增长作一比较，大陆经济增长的强劲性更加明显。　　

图2大陆与台湾GDP增长总量及比率对比图

图2所显示的都是两岸官方的数据，其GDP都折算成美元，同时汇率也都是当年官方的汇率(故上述两表中有汇率变动的因素)。1978年，大陆的GDP总量只有1 473亿美元，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到2010年，达到6万亿美元。台湾地区的发展也不错，GDP总量从1978年275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4 304多亿美元，并且早就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相比之下,大陆发展速度更高一些。

如果把中国与欧美国家比较，则增长更明显。正因为发展迅速，所以，30年内，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位次不断提升，以致在2011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已有大量报道，此处不再赘述。

第二，代价很大。

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高增长的成绩，但是，这些成绩的背后，是“中国制造”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其一，是劳动力低廉的代价。可以这样说，高增长的经济红利是以牺牲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利益来换取的，这其中不乏“带血的GDP”和“带泪的GDP”;其二，资源环境的代价。表现为大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笔者在《广义产权论》一书的题记中写道：“反思这场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我发现：美国人透支的是家庭财产，中国人透支的是国民资源——从人力资源到自然资源到环境资源。透支资产的困于当前，透支资源的危及长远。”[3](常修泽.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考虑到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中国在发展思路上必须改弦易辙。

第三, 难以为继。

现在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历史性的尴尬，即虽然中国是一个“加工大国”，却是一个“创新小国”，尤其是自主创新不足。如果说，前些年，那种粗放型的高消耗、高污染、低劳动力成本的加工型道路还能勉强维持的话，那么，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启的新阶段,则已走到尽头,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必须改变战略，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从“加工基地”向“创新高地”转变。

深层的原因是，在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将发生重要的变化和挑战。就国内来说，主要是中国人口结构的重大变迁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及资源环境矛盾的进一步显现;就全球来说，主要是全球新技术革命潮流、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全球化潮流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潮流三大潮流。下面将深入分析这些挑战。

(二)以劳动力要素为代表的要素供给格局之变化

科技革命的核心是人的发展问题。笔者认为，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遇到的挑战，首先是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及“人口红利”的变化所带来的新情况。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和低要素成本优势将会逐步发生变化。特别是由于中国的人口结构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人口红利”对加工出口的推动效应将会逐步减弱直至消失。

相关资料表明：由于快速的人口结构转变，目前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正经历着急剧的下降过程。2007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由前一年(2006年)的1 491万大幅下降到894万，并可能由此开始单边下降的趋势。据预测，2017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首次出现负值”，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将开始减少。

与此同时，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在加重。始于2010年的大陆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人，其中0—14岁少年儿童人口2.22亿，占16.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年龄人口为9.4亿，占总人口比重70.14%;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增至1.78亿，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在1953年，中国老年人口为0.45亿人，只是0—14岁少年儿童人口的1/5;至2010年，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到1.78亿人，相当于少年儿童人口的4/5。

中国人口的结构性变化也将使人口抚养比的走势出现扭转。图3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少儿抚养比大幅下降，老年抚养比只是缓慢上升，总抚养比持续下降，这使得中国此阶段得以凭借人口红利，在国际竞争中充分享受到低要素成本的优势。但这种格局在未来几年将会发生某种转变。有预测认为，从2013年开始，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的趋势，转而逐步上升并呈现加快趋势，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耗尽，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将不复存在。[4](蔡昉.失衡世界经济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调整[J]经济学动态，2006，(11)：11_15)

图3中国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情况图3中国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2011)

可以预期，随着劳动力资源从无限供给发展到供求趋于平衡，再到出现结构性的短缺，将导致工资成本的相应提升。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名义劳动力成本已经呈现出持续上涨的态势。特别是由于劳动者主体的变化(所谓“二代新移民”)，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这一态势更加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队入户调查数据，2003—2009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东部地区从760元增加到1 455元，年均增速为11.4%;中部地区从570元增加到1 389元，年均增速为16%;西部地区从560元增加到1 382元，年均增速为16.2%。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近10年来，中国工资的上涨速度一直高于亚洲其他地区(见图4)。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研究表明，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年均涨幅为12.6%，而印尼为1.5%，泰国为零。这无疑在中国依托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与亚洲周边国家进行出口加工竞争的格局中，增添了掣肘性因素。

图4近年来工资增长率①的国际比较图4近年来工资增长率①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数据库

①这里的工资增长率为实际平均月工资的年度增长率。

(三)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和倒逼

探讨创新立国战略，不仅应“远虑”劳动力格局的变化，而且还要“近忧”资源环境对经济和人的影响。

中国古代典籍《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则更强调“三才之道”，即“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当代人类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包括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天”)、人的生存发展资源(“地”)和人的生存发展自身(“人”)在内的完整体系。

在现实当中，人类正面临着环境问题(“天”)和资源问题(“地”)的严峻挑战，以及前面分析的劳动力(“人”)成本变化的挑战。“天”、“地”、“人”三界所出现的诸种新情况、新矛盾，向中国的“加工大国”发展模式提出了新挑战。

1.先看“天”(环境)

中国的环境压力不断增大。近年来，主要的污染物排放处于较高水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而中国一些传统出口优势产品，如印染、皮革、毛皮等制品本身就是对环境污染较大的产品。同时，部分发达国家利用中国尚不完善的环保体系，将一些对环境不利的加工工业，如化工、建材、冶炼、制药等向中国转移，从而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环境污染的程度。据统计，在中国吸收的FDI中，约有25%进入了污染型产业。这些外资企业产品的出口给中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后果。此外，为扩大出口而过度开采资源的做法也加重了生态破坏。

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前夕，中国政府明确提出碳减排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这无疑会对过度依赖加工出口、过度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构成约束，势必倒逼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这里最关键的是技术创新。

2.再看“地”(资源)

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缺乏的国家。请看以下事实：

首先，土地资源方面。尽管中国土地总面积约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7%左右(排在俄罗斯和加拿大之后，位居世界第3位)，但人均土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其中人均耕地1.4亩，只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3%。

其次，矿产资源方面。尽管中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3位，但人均矿产资源储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2。

再次，水资源方面。尽管中国拥有的水资源总量占全球水资源的6%，位于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和印度尼西亚之后，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是联合国认定的“水资源紧缺”国家之一。

最后，森林资源方面。中国森林覆盖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52%，居世界第130位;人均森林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居世界第134位;人均森林蓄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6，居世界第122位。

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传统的高加工、高出口格局受到资源约束的矛盾进一步凸显。目前，中国出口的产品中相当一部分为高度依赖于原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这种产品出口越多，对能源和资源消耗就越大，由此导致对世界市场的资源依赖越强。为什么近年来不断发生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展开资源之战(包括“矿石战”、“石油战”等)?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此。

图5显示，进入新世纪，中国能源消费出图5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变化情况(亿吨标准煤)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态势。　能源消费总量从2000年的14.6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10年的32.5亿吨标准煤，这10年的能源消费增量竟是之前20年(1980—2000年)能源消费增量的2倍。中国能源消耗量的巨增，从其在全球工业原材料用量增长中所占的比重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以2005年为例，中国的铝用量增长占了全球铝用量增长的50%，铁矿石占84%，钢材占108%，水泥占115%，锌占120%，铜占307%，而镍更远超307%的水平。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铜、镍和锌耗用国。

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和能源消耗强度的急剧增加，导致了资源供需缺口逐渐增大。从1992年开始，中国能源消费量开始超过能源产量，特别是2003年以来，能源产量与能源消费量之间的缺口快速拉大，从2003年的11886万吨标准煤扩大到2010年的28023万吨标准煤。这也使中国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未来将可能不得不承受资源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典型的外部供给冲击。

首先，石油方面。由于石油消耗与产量之间的巨大缺口，中国从1993年开始就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近几年，石油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2010年超过55%，目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

其次，铁矿石方面。对外依存度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09年的69%，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

最后，煤炭方面。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尽管本国拥有巨大煤炭资源，但正在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煤炭进口国。而仅在几年前，中国还是煤炭净出口国。

未来10年情况如何?根据《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年)》预测，到2020年，如果不加强地质勘查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届时，在45种主要矿产中，中国有19种矿产将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上升到60%，铜和钾的对外依存度仍将保持在70%左右。

探讨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可以有四条路线,即:技术创新路线、结构调整路线、政府规制路线、产权运作路线。在上述四条路线中,技术创新路线是极为重要的路线。世界有识之士指出：“未来属于领先新能源技术的国家。”①(①此话出自詹姆斯·利普，转引自百度。)　　美国总统奥巴马之所以不遗余力推进新能源革命，盖源于此。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虽然按照国际公约，发达国家有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这不是援助，而是历史补偿)，但是，中国不能坐等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积极探索一批占领制高点的先进技术。这是研究资源环境约束得到的最深切的体会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