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创新立国战略导论（2）

二、创新立国战略提出的全球背景 

上一部分着重分析了国内因素及其带来的挑战，虽然其中也涉及国际，但主要着眼点还是国内问题。这一部分将换一个视角，着重从全球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潮流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潮流的战略高度，来探讨创新立国战略的客观必然性。

(一)21世纪全球新技术革命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曾将知识作为“内生变量”放入生产函数中，从而在理论上揭示了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卢卡斯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进步比20世纪更为显著。这场革命也被人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表现在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等方面。

在信息革命方面，人类社会的“先头部队”正在从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包括“云计算”、“e世界”等信息技术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迅猛发展。信息技术作为当代最具潜力的生产力和人类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已成为诸多生产要素中的第一要素，统领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经济增长作贡献。同时，在生物技术领域也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必将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包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技术模式以及对产业、行业、企业等各方面产生影响。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曾经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生产要素、交易方式、主导产业及消费领域,都将或先或后地发生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

在当今全球科技革命深入推进、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一国要获得持久的竞争力，不能仅仅依靠资源禀赋和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而必须着力发挥竞争优势，而要获取竞争优势，其根本和关键的一招是实行创新驱动。

我们可以看一下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1—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该报告依据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对全球142个经济体进行了评测。该指数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设计，于2004年首次引入。GCI由基础条件、效率提升、创新与成熟度三大类共12个项目决定。基础条件是指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健康与初等教育;效率提升因素有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性、技术准备、市场规模;创新和成熟度因素包括商务成熟性和创新等。

在2011—2012年度竞争力排名中，瑞士、新加坡和瑞典位列前三位，被称作三“S”国家。这三国共同点是在创新方面有较强的实力。以瑞士为例，其在12个大项中表现均很强劲，其中最强的三项为创新、技术设备、劳动力市场效率。瑞士的科研机构领先，产学研结合紧密，企业研发投入可观，研发成果也能迅速转变为可进入市场、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商品。

除三“S”国家外，另一个较好发挥创新优势的国家是日本。该国总体排名第9位。其中，商业成熟度排名第一，创新性排名第四。日本企业注重研发，拥有大批高素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产品附加值高。

再看中国在12个分项的排名：制度第48名，基础设施第44名，宏观经济稳定性第10名，健康与初等教育第32名，高等教育与培训第58名，商品市场效率第45名，劳动市场效率第36名，金融市场发展第48名，技术设备第77名，市场规模第2名，商务成熟度第37名，创新第29名。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在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稳定性方面优势明显，但在创新方面的表现却令人无法满意，特别是在技术设备、高等教育与培训等方面亟待提高。

另外一份由“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于2011年7月发表的题为《大西洋世纪》的研究报告也传达出类似的信息。该报告对全球40个国家和若干国际经济体的“全球创新型竞争力”(Innovationbased Global Competitiveness)，依据特定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排序。中国在40个经济体总排名中位列第34名，而另外两个东亚国家——韩国和日本则分别位列第5位和第11位。这也反映出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创新型竞争力”方面的明显差距。

总之，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崛起，逼迫中国必须采取“创新立国”战略。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挑战 

讨论中国面临的全球挑战，尤其要重视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是长期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下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失衡的结果。欧美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如果想从根本上走出危机，就有必要使世界经济达到一个新的制衡点。而这种再平衡将对中国的创新带来严峻的挑战。这里依据最新的资料从四个方面的挑战进行分析。

挑战之一：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增长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今后几年全球经济增速将难以恢复到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其中，发达经济体在2011—2014年间的“最高”年增长率预期为2.6%，这与其在2004—2007年期间“最低”年增长率为2.6%的情形构成鲜明的反差(见图6)。

图6新世纪以来及未来几年全球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情况(%)①

①2011年、2012年和2014年数据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挑战之二：主要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问题日益突出。表1和表2显示，原本政府债务水平和赤字负担率就比较高的一些发达经济体，经过本轮危机的刺激计划之后，赤字率和债务率均进一步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14年，除了德国和加拿大，七国集团的其它几个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都将超过100%。

在发达经济体中，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洲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最为明显。国际金融危机后，先是一些中小经济体陆续面临财政金融困境，之后向较大经济体蔓延。表3列出了所谓“欧洲五国(PIIGS)”2010年的赤字率(财政赤字/GDP)和债务率(政府负债/GDP)。可以看出，上述两项指标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现行欧盟《稳定与增长协议》所规定的欧元区各国赤字率和债务率不得超过3%和60%的上限。从中长期看，欧洲存在着严重的财政问题，折射出深刻的“民粹—福利主义”困境和效率缺失的发展陷阱，由此导致的经济活力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局面，亦将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影响到中国的外需环境。

中国的另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同样面临严重的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问题。2011年5月,美国国债规模触及法定上限，虽于8月最终通过提高债务上限法案，但基于对美国中长期债务水平过高和减赤规模不足的担忧，美国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级降到AA+级，这是美国的主权信用级别有史以来首次遭到调降。从中期看，由于政治分歧严重，美国在制定一个有效的财政整顿计划以恢复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方面阻力重重。　　

日本的政府债务率更是长期居高不下，在2008年就达到174.1%，此后进一步上升。鉴于该国财政赤字巨大以及债务负担不断增加，日本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也遭到调降。继标准普尔公司于2011年1月将日本国债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A-后，另一评级机构穆迪公司于同年8月将日本国债信用评级从Aa2下调至Aa3，更加凸显出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债务高企的严峻状况。

挑战之三：发达经济体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续下降和消费者“去杠杆化”趋势日益明显。这或许是未来几年对中国外部需求最直接的负向冲击因素。

一方面，在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不甚乐观的同时，就业形势也受到明显影响，甚至出现“无就业的增长”。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幅放缓甚至出现绝对水平下降(见表4)，这必然会影响家庭的消费能力。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随着全球经济出现再平衡过程，部分发达经济体“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被动调整，居民消费方式从“过度消费”向“量入为出”变化，家庭净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开始上升(见表5)。这一消费者的“去杠杆化”趋势也大大压缩了中国外部需求的增长空间。

挑战之四：国际经济衰退引发较为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中国出口的大幅增长，中国与别国的贸易摩擦数量就已经急剧上升，成为全球贸易摩擦目标国之首。不单“两反两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等贸易摩擦案件一如既往地猛增，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新型保护主义手段也日益增多。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2009年，中国年度遭受贸易调查突破100起大关。在各类贸易壁垒中，反倾销是中国遭遇最早、对中国影响相当大的措施。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时，作为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一旦碳关税被发达国家普遍采用，中国的出口产品将遭遇更多的绿色壁垒。

上述种种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变化，都凸显了外部依赖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传统的以“加工出口”为特征的发展模式遇到挑战。

(三)当代世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提出的新课题 

讨论全球化的挑战，除了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之外，还有一个新的角度——人类自身发展的潮流问题。在笔者看来，当今世界“人的主体性”的释放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影响不可忽视。

1998年，笔者在《21世纪中国企业创新探讨》中提出：从当代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后的最新实践看，新技术革命不仅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重塑着人自身。[5](常修泽.21世纪中国企业创新探讨[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9):1-6.)①(①此文被《新华文摘》1998年第12期转载，并收入《别无选择——北京青年经济学家谈当前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该文中引用了1997年美国学者戴维·布鲁克斯发表的《无限制资本家》一文，来探讨如下新情况：伴随着信息经济的推进，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一代“新人”——Cosmic Capitalists(新华社译为“无限制资本家”)开始出现。按照美国学者的分析，这批人：(1)是“新的技术力量创造出来的新人”;(2)“是技术专家，是商人，又是艺术家”;(3)“他们喜欢新概念，新思想，新的思维方式，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4)“他们不信仰宗教，不喜欢等级制，认为等级、职务头衔是限制性的，已经过时” 等等。[6]([美]戴维·布鲁克斯.无限制资本家[N]参考消息，1997-07-31(7))

2008年，笔者在《人本体制论》里，进一步发挥了“无限制的新人”观点，提出在这批新人所体现的“无限制”特点背后所隐含的思想，就是更富独立性和开放性。[7](常修泽.人本体制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227-228.)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我们关注“无限制的新人”，还只是理论兴趣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初美国乔布斯的出现，使整个社会眼睛为之一亮，看到了一个当代“无限制新人”活生生的样板。而一代“无限制新人”的出现，对传统发展模式提出挑战：一批一批的乔布斯呼唤“乔布斯的发展摸式”。②(②在2012年8月召开的中国“第四届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上，笔者提出并进一步探讨了“无限制新人”的理论问题。)

除了“无限制的新人”以外，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本发展导向”问题。环顾世界，这些年来，一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日益关注人自身的命运问题。例如，古雷特(Goulet)提出，发展的核心价值和基本要素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存”，指创造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能力;二是“自尊”，指自重和独立性的感觉;三是“自由”，指从贫困、无知和卑贱三种状态中摆脱出来，使人们具备更大的能力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8](D Goulet. The Cruel Choice:A New Concept in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M],New York:Atheneum,1971.)另一位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也指出，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并坚持认为，应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取向。[9](F Perroux. A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Basic Tenets[M]. London:Croom Helm,1983.)

在这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Sen,Amartya)提出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尤其宝贵。按照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发展的本质在于扩展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即人们过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状态的能力。[10]([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这里的“过”、“做”、“实现”是人自身自由发展的三大重要支点。

顺应人类自身发展的潮流,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2010)提出，现代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从以物质财富增长转向人的需求，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和实现人的发展。为此，人类发展增添了较多的人文关怀，“幸福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等应运而生，并成为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促进人的自身发展的提出，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挑战：那种以GDP为主导，为追求粗放增长而不惜牺牲“人的主体性”的路子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通过对新技术革命、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化和人的发展潮流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全面创新。从这个角度讲，创新立国是应对新技术革命、全球化挑战,并适应当今世界人的发展潮流的战略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