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热议：以改革创新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段炳德：就经济发展来说，体制二元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瓶颈。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构成的体制内与民营经济、社会组织构成的体制外形成一定的二元分割。二元现象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市场与政府界限没有厘清，或者有些既得利益者不想去厘清这个边界。这个边界就是市场能做的就要交给市场，市场失灵的地方交给政府或者社会组织，而不宜理解为政府能做的就交给政府，政府不能做的就交给市场。

就社会发展来说，我们还存在诸多的制度瓶颈。比如户籍问题，我们一方面强调推进城镇化，另一方面却限制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落户；一方面强调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却限制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不符合常理。未来几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以每年接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每年有800多万农民转入城市，但是不能同原有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大量的进城农民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自我雇佣，甚至在经济的灰色地带活动，难以有效提升我国的增长质量。另外社会信任度低，社会心态浮躁、精神缺失都影响社会凝聚力和国家发展。

而且，环境问题对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显著。所以只有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道路。

朱幼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减速。我国经济或结束高速增长而进入到中速增长时代。虽然经济中速增长能接受，但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经济发展的质量、内涵都无从谈起。所以，我们的经济增长要追求有品质的，但也要有一定的速度，增长下限不能破。要做到这一点，仅用政府投资拉动办法、靠刺激政策办法不灵，根本还得依靠体制创新、依靠改革。

二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缓慢。我国过去的简单技术模仿，缺乏原创，只能拾到国外一些技术皮毛。而且，国家辛辛苦苦培养的最好的科技人才、专业人才都挤到公务员队列里了。发展高端部门所依赖的人才和技术从哪里来？原因是我们对创新问题重视不够，我们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规律研究得还很不够。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要通过创新创造一种能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体制平台。

三是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有扩大趋势，分税制改革后，国家、企业、职工收入比重，国家越来越大，居民越来越小，企业负担越来越重。这已经不仅仅是带来激烈的社会矛盾，甚至还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收入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了需求，从而制约了供给，经济出现了经济虚化、产能过剩等不平衡问题。所以，藏富于民，扩大中产阶层，变“图钉型社会”为“塔型社会”，进而转化为“橄榄型社会”，是我国未来财产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方向。

四是改革出新难。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各种改革试错，以及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情况下，既得利益格局很难改变，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需要大智大勇。

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前提

中国经济时报：李克强总理提出，“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 ”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冯俏彬：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从来都有两种决定性力量：一是技术，二是制度。人们容易清楚看到的是技术，但从长远和根本而言，制度具有决定人类发展走向的力量。在我国，现在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上，或者说在市场经济的半路上，还没有形成与市场经济完全符合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体系对于创新而言，具有相当强的束缚作用，当然这种束缚远不止是对于创新。换言之，我们经济体制转型还没有完全到位，制度改革尚在中途。制度的改革或创新将对释放和激活个体的活力开辟出广阔的空间，从而有利于技术创新。反过来，没有制度改革和创新，即使是已有了某种重要的技术突破，也很难实现从成果向市场的“惊险一跳”。我们有大量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刘军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关键是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包括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和制度创新系统。知识创新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促进知识的创造、传播和转移；技术创新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发明、革新、学习和传播新技术；制度创新系统的主要功能是进行体制改革、制定新的政策，使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系统得以正常运转，对各类创新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从而推动经济持续的发展。其中知识创新是基础，技术创新重在推进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和产业化，制度创新是纽带和指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