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兴盛的背后总离不开贸易的繁荣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近日正式挂牌。本报特约请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与来访的诺丁汉大学校长、经济学家格里纳韦进行对话，双方就自贸区的意义和实践、世界经济格局以及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等话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编者

大卫·格里纳韦（DavidGreenaway）有三重身份。一是诺丁汉大学校长，管理着诺丁汉大学在英国、中国和马来西亚三个校区的数万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二是教师，即便身为校长，他仍不离三尺讲台，坚持给大学一年级新生教授“当代经济问题”课程。三是经济学家。

1998年，格里纳韦创立了诺丁汉大学列文汉姆全球化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多年来，他持续关注出口和生产率、跨境投资和国际贸易、经济发展，以及西方福利国家现状等话题，并担任著名学术期刊《世界经济》（TheWorl d Economy）主编。此外，他还担任世界银行、欧盟委员会、联合国，以及英国财政部的顾问。

无论是任教，还是为学，格里纳韦说，自己不喜欢在既有框架中寻找答案，而喜欢换个角度看问题。“每次给学生们上课，当谈到当前重要的经济问题时，如欧元区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等，我总希望他们丢掉教科书来找答案，启发他们用批判性的眼光思考这些问题”，他说。

上月底，格里纳韦教授来华访问。此时恰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受本报之邀，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与他进行了对话，双方就自贸区的意义和实践，世界经济格局以及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等话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展现出两位经济学家的深厚学养和智慧机锋。本报特录于下，以飨读者。

（文字整理：赵博）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当前更具可操控性

文汇报：让我们先谈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情况。对中国而言，自由贸易区（FreeTrade Zone,以下简称FTZ）非常重要,其意义不仅仅限于上海。上海提出经济转型升级已有多年，但抓手是什么？我认为，在制度层面，仍面临一块玻璃天花板。要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要提升上海在亚太地区的地位，要使潜在的国际竞争力得以发挥，我们在体制上要有大的突破和创新。

我们已经看到，在法律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为试验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上海市组建专门机构、制定相关管理办法，为试验区运行做好了充分准备。在金融方面，试验区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允许设立外资银行以及民资与外资合办中外合资银行，允许部分中资银行从事离岸业务等。

在贸易层面，围绕在全球竞争中加快总部集聚和离岸业务发展的目标，推动贸易转型升级。围绕推动航运中心功能和物流效率提升的目标，积极探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这将使上海在服务贸易上迅速提升能级，使其成为跨国公司在服务贸易中的首选目的地。大量跨国公司如能将地区总部，尤其是要害总部，或者说是关键环节的地区总部落户上海，会使上海成为承接国际的延伸产业链中心，成为未来结构升级的重要抓手。

另外，自由港为中心的航运领域的自由化试验可以很快辐射到沿海诸多重要港口地区，将来应该能形成一个东部港区的联动，形成自北向南以天津、上海和香港为三个中心的航运共同体。至于金融开放方面，可能会慢些，但上海在金融中心建设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未来数年应该会很快形成上海和香港为中心的金融开放地带。

在全球范围内，目前有800多个自由贸易区，这些地区被公认为世界经济最开放、自由化程度最高、资源配置效率高的地区，您对自贸区的定义是什么？其意义何在？

格里纳韦：让我们先从整个自由贸易区域（FreeTrade Area,以下简称FTA）的概况谈起，最终再聚焦在FTZ。显然，FTZ和FTA仍是两个概念。

诚如你所言，世界上有800多个不同形式FTA。它们之中有的已经是很成熟的经济共同体，如欧盟。另一些仅仅是开展自由贸易的区域。那些经济共同体的特点是深层次地相互融合、依存，而非仅仅让参与国会员降低贸易门槛。像欧盟这样的FTA还承担着发行统一货币的责任。一般而言，FTA包含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贸易伙伴，双方或多方承诺，相互降低贸易门槛，以便刺激、提升贸易总量。

与FTA相比，FTZ的概念稍有不同。一般而言，它建立在特定的国家内，或者以国家的部分领土为中心。在这个特定区域内，将取消各种壁垒和限制，这包括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关税,减轻各级官僚体系对于公司成立和发展带来的壁垒和不良影响。如中美洲和次撒哈拉非洲的一些FTZ都是成功的范例。

文汇报：自贸区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但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在不少国家抬头，它将对全球自贸区发展带来何种影响？

格里纳韦：贸易保护主义给世界经济带来风险。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欧和北美的经济要么尚未完全脱离下滑，要么正经历缓慢复苏，在此情况下世界经济正承受着下行压力，部分国家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来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但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它将招来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战。但眼下我们发现，随着经济的疲软，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的确正在抬头，它将最终影响世界经济活力，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来抵制这种趋势。

文汇报：自贸区产生的背景是：以世贸组织（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陷入停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贸易谈判势头强劲。但也有学者认为，区域贸易安排存在诸多局限，会导致贸易规则的碎片化，侵蚀非歧视性待遇原则，偏离世贸组织非歧视性原则。您如何看待区域贸易对WTO的冲击？两者最大冲突在哪里？

格里纳韦：这的确是事实，如果你建立自由贸易区，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碰到非歧视原则，而非歧视原则是WTO最重要的一项原则。我的态度是：当FTA不断增多后，多边的贸易自由主义相对于我称之为“少边”的贸易自由主义，是更具优势的一种形式。按常规，只有当贸易壁垒从一个国家转向另一个国家，且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时，你才需要借助WTO的非歧视原则。从2001年WT0多哈回合谈判后，WTO框架内的协商机制一直陷于停滞状态，这让更多国家倾向于通过FTA谈判来解决贸易问题。这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无法同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达成协议，那么至少可以和其中部分国家和地区就消除贸易壁垒达成共识。在我看来，在当前局势下，这种形式更具可操作性。

至于WTO谈判能否重启，我想有两个前提：一是当我们再次遭遇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时，一些贸易大国领导人表态，为转型经济、刺激贸易，必须终止小范围谈判。二是世界上两个重要经济体——美国和欧盟能达成某种共识。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那么WTO的谈判或许有望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