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兴盛的背后总离不开贸易的繁荣 （2）

不希望出现“贸易转移”现象

文汇报：您如何看待日元的持续疲软以及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它们是否也应该被归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格里纳韦：学者们正在讨论有关汇率保护方面的问题，即人为地通过货币贬值来帮助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取得更强竞争力。但如果要我说，美国制定的量化宽松政策QE1和QE2并非有意使其货币贬值。我认为，美国出台这一系列政策的目标在于逐步刺激经济，任何使其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后果都是副产品，而非其政策出台的首要考虑。不过这些政策的确将给人民币贬值带来压力，因为这将削弱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文汇报：欧盟以自由贸易协定进军亚太市场的态度也是坚定的。这将给全球战略带来怎样的变化？

格里纳韦：显然，欧盟非常热切地希望能达成某种形式的双边协议，而非在WTO的原有框架内进行谈判协商。因为欧盟委员会认为，与多边的贸易自由化相比，双边谈判显然将给欧盟带来更多的好处。如果协定达成能给欧洲和亚洲带来更大的贸易量，我们对此自然乐观其成——只要在这一过程中，参与方都不会因为出于保护本国贸易的目的而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排挤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我们称这个过程为“贸易转移”。显然，我们不希望出现“贸易转移”现象。

文汇报：如果欧盟能凭借自贸协定成功进军亚太，英国在其中将扮演何种角色？

格里纳韦：虽然在欧盟中英国位列贸易四强，但在自贸协定中英国没有独立的声音，欧盟委员会将代表欧盟做出统一的回应。但在我看来，英国当初没有加入欧元区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但毫无疑问，欧盟与亚太地区达成的任何自贸协定都适用于英国。

在欧盟境内，德国经济依旧强大，但强在制造业，弱在服务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英国在服务业上占据优势，伦敦毕竟是世界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英国，德国的出口制造业也优于英国。但是，英国政府正在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意在扩大高附加值制造业的产能，诸如绿色产业、低碳汽车等等，我们期待从这些产业中获益。

文汇报：自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来，欧洲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关于是否出手援救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西欧诸国态度不一。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什么？

格里纳韦：我认为，应该采取短期的必要措施来援助希腊、西班牙、爱尔兰、塞浦路斯，但我并不认为这些措施是可以长期并可持续进行的。按照定义，一个单一货币不能通过贬值而增加其竞争力。只有在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后，通过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较低的工资增长水平，才能让这一货币变得更具竞争力。但你若问我，在未来二三十年间，希腊将呈现这种利好现象吗？我的回答是“不”。因此，我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为确保欧元区稳定，部分国家应退出欧元区，当然有序退出要比混乱退出所带来的影响小，尤其是对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存在潜在风险的较大经济体。

文汇报：今年6月，欧盟和美国启动正式“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旨在建立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加强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双向联系。外界普遍认为，这次谈判将异常艰难。您如何预见最终的谈判结果？如果达成协议，将给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何种影响？

格里纳韦：在WTO框架内，欧盟和美国曾进行过协商，但它们发现，在框架内很难达成任何协议。这两大巨头认为，或许双边谈判可以分散注意力。在这一情况下，美国和欧盟很有可能在农业贸易中展开谈判，因为在农业贸易中，欧盟延续了以往的保护主义态度，而美国的态度则更开放。如果它们最终达成协议，将潜在地开启双方在WTO框架下的谈判，以打破两者在双边贸易中的冰冻状态。

我相信这样的谈判将旷日持久，至少将持续一年以上，我不指望在两三个月的谈判中能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

持续增长仍需期待新兴国家

文汇报：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新一轮的世界贸易大发展？

格里纳韦：包括美国、西欧在内的经济体都增长迟缓、经济疲软，碰巧他们都选择了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活力。显然，它们都希望通过提升出口来提振经济。但要提升出口就必须提升贸易总额，因为总要有人来购买它们出口的商品。但持续增长仍需期待新兴国家，如印度、中国、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国家，以及一些规模稍小却充满经济活力的国家，如印尼、越南和墨西哥等。

但像美国、西欧的影响力又在哪里？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仍占世界GDP总量的25%，是世界经济不可小觑的比重。今后，刺激国内需求将逐步取代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

在学界，很多学者也仍在讨论，究竟是经济增长来刺激贸易，还是贸易增长来驱动经济。我的看法是，这些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并不重要。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回顾这些年的发展趋势，就会看到，经济兴盛的背后总离不开贸易的繁荣。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文汇报：为什么一定要建立自贸区？原因在于，WTO僵局出现以后，全球贸易组织在规则上面临很多局限。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进行的全球经济合作模式是跨国投资的制度安排——跨国投资变得越来越重要。贸易制度安排固然重要，但其局限性很大。新的发展趋势是投资比贸易更活跃，如何促进、保护跨国投资，需要写出新规则。这也是为何美国领衔提出TPP——TPP不是一般意义上的FTA,而是双边促进投资的框架，中国必须适应这一潮流。现在，连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自贸协议也在考虑升级到投资与金融领域。

目前，在全球投资领域中，双边或多边的协定正日渐成为主流，我们应该积极参与一些重要的伙伴关系协定。尽管大家目前还不一定能看清其中利弊，但方向已经很明确了，这些协定将逐渐取代全球性的有关协定。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候，克服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好途径是投资自由化。中国要适应这一趋势。在过去这些年，中国和美国在进行双边的经济与战略对话中，美方多次提到：中国要确保美方在华投资利益上采取制度化的承诺，这反映出发达国家在投资方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越来越高。在这一问题上，您的看法是什么？

格里纳韦：我认为对中国而言，TPP带来的机遇将大于挑战，因为部分世界主要经济体已被纳入TPP的框架内。毫无疑问，日本并未掩饰其对TPP的浓厚兴趣，在太平洋另一端还有美国。因此在我看来，成为其中一员将不会给中国带来太大威胁。

当然，我承认，中国能否最终加入TPP，地缘政治在其中将扮演重要角色。政治诚然重要，但经济合作有时也能弥合政治差异。这也是我认为，加入TPP带给中国的机遇将大于挑战的一个重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