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依靠消费拉动,但并非不需要投资
文汇报: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度有所放缓,今年预计增长速度为7.5%左右。中国政府也适时地提出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格里纳韦:的确,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但在西方,7.5%的增长速度已经让人叹为观止了。不过我能理解这种感受,因为中国经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速度放缓的确将引起忧虑。
文汇报:中国经济的确面临一些困难,在过去5年中表现为GDP增速放缓。以往出现这种情况,中央政府依靠投资、消费拉动经济,通过刺激政策将经济拉回正常增速。但现在中央政府并没有这样做。
之所以不采取以往的方式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进行结构调整,就必须先解决过去5年里因为过度的经济刺激而累积的产能过剩、不良投资和地方债务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进行去库存化,压缩产能和去杠杆化。而要完成这些目标,就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经济下滑,调低增长目标。如果经济增长仍靠短期的政府支出维持在高位,这些问题非但不能解决,反而会加大解决难度。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中国要尽快制定中长期结构改革的计划。所谓中长期结构改革,就是针对中国经济目前的结构和政府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推出新一轮的改革。金融领域、投融资体制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推进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有助于促进结构调整和升级。
要把没有效率的投资压缩到最小份额,就需要将越来越多的投资交给市场分配,而非过多地集中到政府部门进行分配。而要做到这些,政府对经济干预要降低到最低限度。
格里纳韦:我认为,刺激中国经济仍需借助拉动内需,改变以往投资拉动的模式。因为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的存款率和总额仍旧高居不下。消费、出口和投资,仍将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们看到,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在全世界的比重从不足1%上升到10%,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显然,中国政府深知,提升高附加值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出口份额,将有助于保持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这都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工作。
我想澄清的是,中国经济需要依靠消费拉动,但并非不需要投资。在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问题上,必须先弄清投资部门分为公共投资和个人(民间)投资,对这两种来自不同部门的投资,应该采取有所区别的态度。
文汇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重新界定,更多的投资决策需要市场做出。为降低无效投资,除了政府退出投资和干预外,还需要进行金融改革,逐步改变中国金融资源由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的格局。中国金融过度集中在国有商业银行,不利于有效使用资金。因此,需要进行金融结构改革,鼓励更多非官方、非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来担当分配金融资源的功能。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这其中也包括发展债券市场,使得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发债,而非过分依靠银行提供信贷,作为解决地方债务的一个手段。
如果这些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就有望实现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目标。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中国经济将驶入一个依然比较快的增长轨道上。只要我们推进结构改革,改革红利就会逐渐释放,也就是改革所释放的生产率改善和提高空间会进一步增加。单位要素的生产率大幅提高后,才能让投资进一步增加。我估计,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潜在增长率有望在7%至8%之间。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差距在10倍以上。中国没有理由在未来10年跌入低速增长阶段。因为我们与美国差距巨大,增长潜力上空间仍很大。关键问题是,如果结构改革能持续推进,释放改革红利,使生产率不断提高,我们的投资还会增加。说到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就是缩小单位生产率的差距。而生产率的提升,依然需要资本的投入,包括人力资本的积累。
从这个意义上说,短期看,如果存在所谓的“产出缺口”,消费增加也许会影响增长率的变化,但那是短期的现象,是假设了供给水平的不变。从中长期看,消费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源泉,因为长期来说,经济增长就是供
给能力的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依然是离不开投资的,不然,经济增长就是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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