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科学发展事关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事关人民群众的长远幸福。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是需要认真思考并着力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必须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科学论证、周密谋划，使城镇化的发展趋利避害。今天选登的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如何推进城镇化，以期能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提供一些可资利用的理论借鉴。
现阶段，我国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快速推进中面临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生态风险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城镇化快速推进中风险的形成固然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最根本的是没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了盲目投资的自我膨胀机制、封闭化的地方利益保护机制、自上而下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重GDP的政绩考评机制、行政区域主导性城镇化管理体制、非协调性执行不到位的政策机制等特有的城镇化风险扩张内在体制机制。而解决之道就是针对这些问题对症下药。
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的发展要符合区域实际和老百姓生活需要，这就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实践中，可以实施城镇化规划垂直管理体制，强化省级城镇化规划机构管理职能和规划的法律地位，建立地区性城市群跨行政区域的城镇化规划协调机构，实现行政区域规划向经济区域规划转变，以规划为引领，以城市群建设为龙头，带动县域经济崛起，拉动市政基础设施的“大投资”，再带动人口城镇化形成“大消费”，促进城乡区域统筹发展，缩小区域城镇化发展差距。……【详细】
新型城镇化的实质是人口和生产要素的集中过程，它不仅是物质层面“破旧立新”的发展过程，更是城市文化价值凝炼的萃取过程和城市文化特色升华的推演过程，是文化基因的传承、文化记忆的存留和文化历史的延续。
发展以人为第一资源的文化产业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动力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仅要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财税政策的调整，更要关注文化民生，重视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普遍化、大众化。因此，要以城镇化促进要素结构的优化，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加强城镇化的“软实力”建设，既要为农民提供生活安置和产业转移的地点，更要为农民提供安置的配套环境与配套政策，消除“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现象，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衡量城镇化进程的一个最主要标志，就是“农转非”，即由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规模。从生产方式来看，城乡之间的区别在于，农业、农民是家庭经营为主，城市和工业则是以企业经营为主。以城镇化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将农民从个体生产和经营体制中解放出来，以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分工与合作，有效提高产业效率，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驱动“人的城镇化”的有效方式。因此，要整合和依托当地的文化资源优势发展文化产业，因地制宜地扶持和打造有优势的文化产业项目，减少发展文化产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走符合当地文化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做到既尊重城市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通过传统的城镇化推动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化，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又善于借鉴和利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双螺旋交替上升之路。既要善于建设大城市，更要善于发展文化产业，通过走集约高效创新发展的道路，以县域文化产业为突破口建设一批新型小城镇，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详细】
我国应当如何推进城镇化？目前存在两种选择：或实施集约型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或继续过去十多年平均粗放扩张的城镇化。笔者认为，平均粗放扩张的城镇化违反经济发展规律，是不可取的，未来我国应当走集约型城镇化之路。
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的实践、80年代发展乡镇企业的实践证明了分散发展只能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导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治理成本远高于产出。而改革开放以来深圳迅速发展成特大型城市及其在创新上的突出表现、上海浦东开发取得的显著成果，则证明了集聚的、不平衡增长的必要性。200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提出，“世界上几乎没有平衡的经济增长。过早着手平衡经济增长的努力只会危害发展……成功发展国家的经验表现为生产在地理空间上更集中。最成功的国家制定政策平衡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经济生产集中，而生活水平趋同”。由此可见，世界银行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建议是“不平衡增长，包容性发展”。
不平衡增长表现为人口和生产日益向经济密集地区集中，以利用集聚经济的优势。集聚经济发生作用的三个内在机制是：共享、匹配、学习和知识溢出。共享机制是指，集聚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包括轨道交通、城市道路、通信水电供应设施、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学校、医院等的共享和人均成本的降低，而在小城市建设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是不经济的。匹配机制是指，提高经济活动和人口的密度可以为员工与企业以及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之间提供更多的相互选择，进而降低交易成本，强化竞争，实现更优的匹配和效率更高的要素组合。学习和知识溢出机制是指，集聚有利于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知识溢出和创新。……【详细】
城镇化不仅是指城市数量和人口数量的逐步增加、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而且还包含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以及从农民到市民的群体角色的转变。因此，一个完整的城镇化过程实际上应该同时包含人口转移、空间扩张、社会转型和角色转变等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前两个方面是物质和技术层面上的城镇化，后两个方面则是社会文化和个体层面上的城镇化。只有在这两类属性的城镇化同时推进的情况下，城镇化的动态平衡才能长期被维持。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战略实际上是将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划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职业转变，即离土不离乡，将人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职业的非农化；第二阶段是地域转移，即离土又离乡，将人口从农村引入城市、迁移到城镇集居起来，实现居住空间的城镇化；第三阶段是身份转换，即不仅改变了职业和居住环境，而且在户籍上也转变成了城镇户籍，实现了人口数量的城镇化；第四阶段是角色转型，使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会属性各个方面真正转变为城市市民，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角色的市民化。当前，第四个阶段的转变已经开始，但有针对性的政策制订却尚未完全启动，这就造成职业的转变、地域的转移、身份的转换并没有产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结果，致使城镇化战略不仅效果难以充分体现，而且质量也难以提升。因此，如何进一步抓住城镇化的本质，以人的城镇化为中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便成为摆在我国政府与学术界面前的重大课题。
事实上，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中国城乡分治制度人为地把城乡人口划分为“农民”和“市民”两大社会群体，其不仅在空间上把农民禁锢于乡土之中，而且在社会基本权益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待遇。即使是那些移居城市多年，已经有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的农民，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管理体制之外，无法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之中，使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之中出现一个难以逾越的双重“二元性”的矛盾。这不能不说是制度设置给农民工群体带来的严重影响。……【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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