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国际社会秩序的设想亟待明确（3）

现在国际社会关心的是中国崛起后会不会推翻自由主义的秩序

人民论坛：您曾撰文探讨“中国威胁论”的起源，指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既是各国制定对华政策最优先考虑的因素，同时成为各国对中国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进行定位的最重要依据。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所谓‘中国威胁论’出笼。”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您能谈谈“中国威胁论” 在国际上特别是在您工作和生活多年的英国的演变么？

张勇进：在英国如果接触具体的学者，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国际关系的话语系统和话语权现在还是由美国主导的，英国学者的声音也很难被听到。因为美国有大量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还有强大的媒体系统，所以放大了他们的声音。相比较而言，英国的声音，有100个声音最终也只能听到2、3个人的声音。

关于“中国威胁论”这一点，国外的学术界争论很大，现在其实已经不再简单地叫“中国威胁论”了，现在问的问题是中国究竟要用崛起后的强大干什么？已经不是谈论你是不是崛起，以及崛起是不是威胁，而是崛起之后你是不是要推翻自由主义的秩序。因为到1995年，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然而，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强大之后能否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国际社会成员还是个问号。

在对外交往和双边关系上，中国做得是比较成功的。但在更高层次上，中国还是存在问题，就是前面我所说的对更加合理的全球秩序的设想，换句话说，就是你的视界（vision）是什么。中国在一些重大场合没有很好地对此进行阐述。因为你现在变成全球大国，别国对你有很多期望，你既然对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提出不满，那么你应该提出自己的体系。你不能天天批评，“多极”的意思也很模糊，另外要考虑的就是你提出了之后，有没有追随者。

中国崛起是在美国提供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体制内实现的

人民论坛：据我们所知，您曾经从国际关系的人文环境视角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的演变，认为国际上往往要么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资本主义全面胜利论”（也即“历史终结论”），要么以“民主和平论”这样三个理论分析框架看待和解释中国，以此推演，“冷战后的中国不是西方文明的潜在敌人，便是国际社会中的异端”。至今这样的看法似乎仍然很普遍，为此，有人担心中国崛起是不可持续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勇进：理论的困境依然存在，西方在上述三个理论视角上看中国，中国都是另类，既然如此，中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中国却已经成功地走过了几十年。可以说中国一直给西方一种“意外”。从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一直说中国很快要垮台，今天不垮明天要垮，但是中国不但一直没有垮，而且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不少西方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问题，思考中国所走的路是不是可以是另一种能够获得成功的路径，在把中国划成另类上，也不像以前那么清晰了。

如今，一些西方学者已不再将中国看作另类，因为对他们来说，中国在做的事情都是“我们”曾做过的，其所做的一切都符合“我们的做法” （playing our game)，虽然价值观上并不相同。中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中国利用了美国提供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是在这个体制之内崛起的，而不是体制外。“体制包容你，你接受体制”，在这种前提下，他们不认为中国是另类。

可以说中国的确在走他们的路，这可以用实证来说明。中国的确在利用现有体制和全球化提供的很多发展机遇，至少不像上世纪70年代之前在体制之外用革命式的方式来发展。但是中国最后会不会变成西方，这是一种猜想。中国会不会修正现有的全球秩序，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有一点可以确定，中国不可能在现有的全球化体系之外发展。中国无论怎样独特都不可能在体制之外，必须在体制内与其互动。郑永年曾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全球资本主义已经离不开中国。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停滞了，那将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

【张勇进：著名华人学者，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专家，布里斯托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牛津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东亚国际关系、中美关系等。代表作如《英国学派在中国》、《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体系、帝国与国家 》等。

早在1996年，张勇进教授在《论当今中国的国际环境》一文中，就特别强调国际人文环境在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重要影响，其将“文明冲突论”、“资本主义全面胜利论”、“民主和平论”作为对中国广义国际环境产生消极影响的三个方面，并指出国际舆论以此推演必然得出“冷战后的中国不是西方文明的潜在敌人，便是国际社会中的异端”的结论，这种观点深刻影响着欧美国家的对华政策和对华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