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为人口城镇化发展把脉的人

近日，本刊记者就“人口城镇化发展转型”问题对迟福林教授进行了专题采访。对此，迟福林教授发表了以下观点：

人口城镇化发展的潜力

迟福林教授表示，当前，关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有4 个判断很重要：

（1）未来10 年，我国城镇化率还有10 ～ 15 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从国际经验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 城镇化率大概为65% 左右。未来10 年， 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 个百分点是有条件的。

（2）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城镇化呈加快趋势。总的看，以往35 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重在工业化和产业发展的拉动。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工业化和产业发展拉动的城镇化有逐步减速的趋势，而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城镇化有加快的趋势。

（3）关键是实现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适应新阶段城镇化发展动力格局的变化，重在推动人口城镇化的进程。其主要目标是：到2020 年，使我国人口城镇化由目前的35% 上升到50% 以上，以达到2011 年世界52% 的人口城镇化率水平。

（4）人口城镇化是发展转型的最大潜力。未来5 ～ 10 年，以人口城镇化为支撑，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充分释放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 将形成我国未来5 ～ 10 年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并由此支撑中速增长。

人口城镇化发展的消费需求

迟福林教授指出，城镇化是消费释放的主要载体。在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城镇化呈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需要充分估计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消费需求释放以及消费结构升级的客观趋势。

主要概括为如下几点：

1. 新阶段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

（1）生存型消费需求减少，发展型消费需求增多。2012 年城镇和农村生存型消费支出比重分别比1990 年下降了20.45 和20.53 个百分点。

（2）物质型消费需求减少，服务型消费需求增多。2012 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用于文化、教育、娱乐、医疗等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分别比1990 年增加了5.45 和7.62 个百分点。

（3） 一般私人产品短缺矛盾减少， 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矛盾增多。

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释放的大趋势，以人口城镇化为载体推动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是一个客观要求。

2. 人口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消费需求

（1）消费潜力巨大。初步测算， 到2016 年，我国消费需求规模可能达到30 万亿元；到2020 年，我国可望释放的潜在消费需求规模有可能达到45 ～ 50 万亿元。

（2） 社会总体消费倾向逐步提升。

——农民工市民化将提高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能够减少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从而促进消费释放；

——人口老龄化将逐步带来净消费者的明显增加。

（3）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测算表明，在长期消费中，消费增速每提高1 个百分点，经济将增长0.76 个百分点。由此可以估算消费需求释放不同情景下的经济增长前景：2012 ～ 2020 年城乡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速为7.66% ～ 8.92%， 由此推算同期经济年均实际增速可达到7.07% ～ 7.96%。这表明， 随着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未来10 年实现7% 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

3. 人口城镇化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标志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城镇消费结构升级、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潜力释放的主体力量。

（1）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是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形成的过程。未来10 年左右，只要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相关改革能够取得突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 亿左右，成为新增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

（2）以人口城镇化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增加。由于工业收益与服务业收益远高于农业收益，发达国家历史上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主要源于人口城镇化及其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从我国城镇化的历史来看，城市扩张和城镇人口增长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未来10 年，有望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只占总人口的23% 左右。未来10 年，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到2020 年，就有可能使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达到40% 左右，人口规模扩大到6 亿。

人口城镇化对投资转型的影响

迟福林教授说，人口城镇化能够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问题的关键在于， 适应人口城镇化的大趋势，需要推进投资结构的转型。

1. 人口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投资需求。现有农民工2.6 亿左右，估计未来10 年将再增加1.5 亿农民进入城镇。这样，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 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 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 万亿元左右的投资需求。

2. 以人口城镇化推动投资结构转型，实现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总的看，我国的经济转型到了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关节点。如果说前一阶段投资拉动增长还有战略回旋余地的话， 那么在欧美等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呈现中长期趋势、国内产能过剩的今天， 回旋余地已大大缩小。在这个背景下， 继续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仅会导致投资边际效益下降，还会加大产能过剩的危机。

适应人口城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不断加大公益性项目投资和消费供给能力的投资，推动投资结构的转型，以实现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投资转型带来的投资需求空间潜力巨大。以城镇的公用设施投资为例，到2020 年，城市内部的轨道交通至少有3 万亿元的投资需求；供气系统有4.4 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3. 以公益性为重点优化调整国有资本配置。进入发展新阶段，面对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国有资本公益性严重不足，在缓解公共产品短缺中的作用有限。例如，央企开发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到2011 年仅占全国已建成保障性住房面积的13% ～ 15%。在公共产品短缺的大背景下，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配置到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医疗以及基本住房保障等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腾出更大的市场空间，以发挥国有资本在提升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上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