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关权力进“笼子”（4）

一是由于党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不系统、不完善，导致党内监督制度执行的依据不完整。当前，我们党的根本制度，如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民主集中制制度等大家都是明确的，认识和理解也是比较到位的，而如何保证这些根本制度落实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有的却不够具体明晰，导致了执行和监督的不完整。比如如何保障党的各级代表大会权力主体在休会期间仍能控制自己的权力不被滥用，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如何得到真实保证，集中如何有效落实，往往不够明晰具体，特别是缺乏程序性规范，给权力执行留下了许多弹性和空隙；这样，执行的质量和效果往往取决于领导者，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和主观愿望。不容置疑，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政治建设，但这种重视并未能上升为客观尺度，因而，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靠的不是法而是人。表现在判断是非曲直上，不是依据公认的客观尺度，以及反映这种客观尺度的制度法规，而是依靠能够“高瞻远瞩”、“明察秋毫”的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表现在克服消极现象上，不是依靠制度法规建设，而是依靠领袖人物发动政治运动解决问题。由于我们忽视了制度建设，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发展过多地寄托于个别领导人的作用上，由于个人素质和行为具有较大的偶然性、随机性，这就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过多地打上了不确定的烙印。实际情况往往是领导人注意到哪种错误倾向，通过“严打”或“整顿”，哪种错误倾向就可得到克服，注意不到哪种错误倾向，哪种错误倾向就会恣意生长；运动一来，消极现象像韭菜一样被割掉一茬，运动一过消极现象又像被割掉的韭菜一样再长出一茬。对于这种状况，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2页。）制度问题解决了，思想教育才能达到目的，思想作风的转变才能深入持久。

二是党内监督制度本身不完整、不具体，缺乏操作性，这是导致党内监督制度缺失和疏漏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一是缺乏一个统揽全局的统一的、纵到底横到边的党内监督功能跟踪体系。二是各种监督制度互不连贯，条块分割，中间的空隙较大。三是许多制度过于原则，不够具体，造成了监督的操作难度加大。比如党的民主集中制执行中的“大家民主，领导集中”、“领导先定调，大家顺杆爬”，以及借口集中正确意见“搞个人说了算”等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现象难以监督，甚至一些“窝案”、“串案”有的竟是党委的决定，不能不引人思考。四是缺乏监督权利保障条例，还不能切实有效地保护正当的党内监督不被打击报复，使一些知情党员不敢反映情况，不敢揭露问题，不敢说心里话。

三是党内监督制度执行渠道不畅通，导致监督失灵。由于党内民主监督渠道不畅，党员对党的重大决策等缺少相应的监督渠道，对党内候选人的情况缺乏了解，难以真正行使民主监督权利。知情权是监督权的基础，不了解情况就没有发言权，不了解情况就失去了监督权。

四是党内监督制度执行权力不到位，导致监督失效。我们党现行的党内监督领导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这种体制下暴露的工作关系不顺、运作方式不灵、职与权不符、监督机构缺少独立性和权威性，意味着已不适合于党内监督的实际。当监督执行主体对监督执行与否的权力都控制在被监督者手里时，监督不仅失去了应有的效力，而且容易成为被监督者反对监督的工具。实践证明，同级监督由于缺乏地位上的平等性、利益上的超脱性、权力上的独立性和行动上的自主性，往往导致党内监督无法正常开展，致使监督功能失效，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监督难”的问题。

五是党内监督制度执行主体素质不到位，导致监督基础薄弱。当前党内监督制度建设，除了以上原因外，还存在党内监督执行主体的素质不到位，集中表现在“不敢监督”、“不愿监督”和“不会监督”，党员民主监督权利行使不充分，是党内监督乏力的重要原因。当前，党内监督民主权利行使不充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内监督意识仍然比较淡漠。表现在监督主体方面：一是好人主义盛行忽视监督；二是对监督的外部环境缺乏信心不愿监督；三是对新形势下的党内监督工作缺乏研究不善监督。表现在监督客体方面：主要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有的领导干部将上级的监督看作对自己不信任，将同级的监督看作同自己过不去，将下级的监督看作是吹毛求疵。有的党员领导干部特权思想严重，抵制党内监督，甚至搞打击报复。有的党员干部本位主义、利己主义思想作怪，排斥监督，甚至庇护不法行为，公然干扰组织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