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振华：希望世界真实理解中国发展阶段（2）

“同舟共济，各尽所能”

《瞭望》：今年谈判主要解决哪些问题?

解振华：第一，巴厘路线图谈判已结束，今年主要是检查如何落实。谈判不能像狗熊掰棒子，谈完的不落实，然后又谈新的。达成共识不容易，增加政治互信更重要，这是进一步谈判的政治基础，所以中国反复强调各国要落实已达成共识，兑现自己的承诺。中国已经宣布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并为实现目标做出很大努力。言必行、行必果，我们的承诺即使有困难，我们也要努力完成。这方面的工作进展，我们每年都公开透明地向国内国际社会公布。譬如，我国领导人曾承诺加强“南南合作”，近三年我国每年提供1000万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尽管中国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我们依然认真落实了这一承诺。

发达国家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承诺。第一，减排力度很低;第二，资金问题还没有真正落实;第三，技术转让相关机构和机制已经建立，也没有完全落实。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效果，让国际社会看到我们都在认真地落实之前的谈判成果，这是建立政治互信的基础。所以，这是一次“落实”的大会。

第二，一些国家提出现有的减排措施距离实现控制全球升温2℃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据一些机构测算，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的累积排放量占70%，发展中国家占30%。但是在目前的减排努力中，发展中国家占了70%，发达国家只占了30%。因此，发达国家更应该加大减排力度。

第三，新的协议如何遵循公约基本原则。今年预备会上，在解释“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时，我们主张要“同舟共济，各尽所能”。“同舟共济”，就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各国都要积极采取行动。这一责任适用于所有国家。“各尽所能”就是有区别，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历史责任、发展阶段以及能力来履行相应的义务，也就是我们所坚持的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自能力原则。

《瞭望》：具体问题主要有哪些?

解振华：首先是新协议要坚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并在各谈判要素中加以体现。

其次是减排模式问题，《京都议定书》是“自上而下”模式，也就是先确定减排总量，然后分配给各个发达国家。这一方式的缺陷是即使分配了减排量，一些国家也拒绝实行。

另一种方法是“自下而上”，即各国根据自己的历史责任和能力提出目标，做出承诺，但是又会产生各国承诺的减排量偏低。完不成全球的减排目标的问题。因此，有的国家提出“自下而上+评审”的方式，但是对这一方式也有不同意见，提出涉及到国家的主权问题，实践中难以落实。

我们的立场是开放的，只要符合公约的基本原则，我们都愿意开展深入的讨论，直至取得共识。

第三，法律约束力的问题。新协议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各国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目前尚无定论。我们主张先内容、再形式，形式服从于内容。新协议各国都要严格遵守，不能有例外。

第四，核查的问题。就是各国承诺采取的减缓和适应措施要增加透明度。如何接受检查?我们主张，各国措施要有透明度，但也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能力。首先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统计监测核查的能力。

第五，发展中国家主张的损失损害赔偿问题，等等。

谈判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往往细节决定成败。各国关注点也不同，发达国家关注减排问题，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适应、资金、技术、透明度、损失损害等一揽子问题共同解决，最后应当是一个相对平衡的方案。华沙会议至少应当确定谈判题目、时间表、路线图。

“所有议题我们都有自己的方案”

《瞭望》：目前，作为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如何应对当下的谈判压力?

解振华：中国坚持以积极的、建设性的姿态参与谈判，所有议题我们都有自己的方案。我们会前已经同发展中国家协调了立场，也同主要发达国家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力图增加各方共同点，减少分歧，相互理解，遵守多边规则，共同推动多边进程。

《瞭望》：在这样的博弈中，中国有没有妥协?

解振华：当然有妥协。比如，核查问题，中国就采取了灵活姿态，促成会议取得成果。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违背公约的规定，要求发展中国家行动要接受国际核查，发展中国家反之，谈判面临失败的边缘。是中国和基础四国采取灵活的立场，达成了发达国家接受国际核查，发展中国家接受“磋商与分析”，且“磋商与分析”是尊重国家主权、非侵入性、非惩罚性、鼓励性的协议。同时，我们接受“磋商与分析”，前提是发达国家提供快速启动资金，2010年到2012年每年100亿美元，到2020年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