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只能测试一个人的文化程度，其人品、思想、技能、诚信、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等，根本无法准确测试。暂且不论目前最公平的高考还经常曝出作弊丑闻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落户考试公正的问题，仅从大学生实际就业普遍与本人所学专业脱钩这方面，就不应把一个人的“文化课”功底与实际能力画上等号。“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更何况“三人行，必有我师”，不知圣人眼中的“师”，在这位教授眼中是“精英”呢，还是“糟粕”？又如何通过所谓的考试考核，把这位“师”从“三人”中准确地甄别出来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事先设定的准入条件、考试、考核，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片面性和失真性，而用这种办法来判断一个人的素质是否适合生活在城市，更是荒谬至极。
开放与包容，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源头活水。商代墓葬中保存有西亚特色的战车；“丝绸之路”将古代中国“丝国”和“瓷国”的称誉远播欧亚；明清两朝开放和“闭关锁国”政策下，国家盛衰的鲜明对比引发了后人深深的思索。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思想、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是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开放的城市在应对外来刺激和内部矛盾等方面更有主动性和灵活性。
人口增加后出现的城市住房、交通、卫生、治安等问题，不应看成是外来人口给这个城市带来的“麻烦”。恰恰相反，这暴露了一个城市在管理上的不适应。城市的管理者，不应把“城市病”归罪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民，而应该透过“城市病”的表象，反思自身管理上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一个成熟的城市管理，应该是让“进来”的人乐于主动遵守城市原有的合理规则，并从“进来”的人身上看到、想到城市原有规则的不足并加以改进，而如果“进来”的人大肆破坏原有的规则，要么是原有规则不合理，要么是城市管理乏力。
城市化的进程不要抵挡。如何做到“以人为本”，是考量城市管理者的一道难题。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理应负起为政府出谋划策的责任，但任何谋策，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利益来保证另一部分人利益，那不是城市化，是损人利已。
【启示与思考】
“北京是全国人民的，但不是全国人民都来居住、工作的地方”，文教授此言显然很不近情理。城市人口剧增所带来的管理压力不应以简单的限制入户、提高就业门槛为手段。无论“北漂”还是“沪漂”，选择在一线城市打拼、居住是其与生俱来的权利，至于在城市是否能够生存、稳定，自有其选择的方式，适者生存，不适者自然选择“逃离”。“逃离北上广”的现象说明，人是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的，但是人为的政策限制就难逃歧视，也就加剧了不公平性。
众所周知，外来人口在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一线城市，要想定居、取得户籍本身就非常的艰难，压力也相对比本地居民大很多。众多的资源大都集中在一线城市，由此带来的人口密集，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压力重重，但有压力就不代表非得出台一些不公平的政策来限制外来人口入籍、就业。
一线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外来人口的支持。文教授的考试考核入北京的建议，不知道是“信口开河”还是骨子里瞧不起外来人员？比如，在京的民工群体、清洁工人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就做出了巨大贡献，按文教授的逻辑，叫他们去考试考核或者“要有“工作许可”才能就业，那么北京的工地上谁来干活，谁来扫大街？再说，清洁工人取得城市户籍并非没有先例，上海的居转户政策出台之后就有清洁工人取得上海户籍，论条件和贡献别人都能达到，如果你考试考核就有可能把别人拒之门外。
如今，公开叫卖北京户口的事情又不是没有，再出台个考试考核的方式，要有多少人去为之付出额外的艰辛，又怎能避免由此可能产生的腐败现象呢？户籍管理所引发的“异地高考”之争，福利待遇的差距，这些现象无不体现出不公平的现象。一所名校的教授有其发表言论的自由，但至少一些荒诞，不符合现实的言论，还是多思考，少说为妙。
户籍制度改革在我国注定是个艰难的过程，但根本的改革之道在于逐步实现户籍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分离。而考试考核入户籍的建议很显然与户籍改革的终极目标不一致，考试入户还在重点死掐户籍优势所带来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公，对城市人口的管理，尤其是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并非是限制就能达到其目的，不减少城市差距、城乡差距难有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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