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健康与经济增长

现实中，人们对健康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知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进发展。早期的发展概念认为，发展最重要的含义是人均收入的增长（主要是人均GDP的提高），财富的增加自然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提高。健康、教育等福利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自然而然地实现，并能平等地分配给全体人民。然而，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人均GDP较快增长，而人民群众却没有公平地分享发展实惠，出现“有增长但没有发展”的现象。因此，单纯追求物质数量的增长，以人均GDP衡量发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后，发展经济学经历了“有限制的发展观”和“满足基本需要的发展观”阶段，逐步转向对人的自身需求（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重视。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90年代以来，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围绕能力、权利与福利建立一种新的发展观理论体系。阿玛蒂亚·森用人类发展理论解释了健康：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拥有生活的基本能力，健康是人们拥有其他各种能力的最基本要素，唯独拥有健康功能，人们才有能力完成其他“功能性活动”，从而实现有价值的生活。因此，健康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最基本能力，它既是发展的目标，又是发展的手段。获得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是国民获得健康能力的“权利”，政府和社会应该为人们提供这种“权利”。从1990年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人口健康指标列为评价一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指标。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思路和框架也反映了这一人类发展观。与此同时，全球对增进健康的承诺也是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部分。

健康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使得我国城乡居民的膳食营养状况明显改善，人口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9岁增加到2010年的74.8岁，超过世界平均水平（69.6岁）。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及孕产妇死亡率大幅下降……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国也遇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主要表现为人口健康指标的改善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不良趋向：一些健康指标存在较明显的城乡、地区和阶层差异，一些新型传染性疾病、职业病、亚健康以及环境污染导致的疾病患病人次和严重程度增大，食品药品安全引发的健康问题以及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在增加。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增长，为未来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埋下隐患。尤其对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如果不能持续维护和改善人口健康，那么人力资源会转化为人口负担，引起经济波动、停滞乃至衰退。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对人力资本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以人口健康促进经济增长，是一种既稳增长又调结构，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战略选择。笔者认为，在新时期，我国政府应更加注重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重视健康对劳动生产率、消费倾向的影响，在拉动以健康为导向的消费需求、推进人口红利收获、改善收入分配、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方面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