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阶层固化：“二代”们的社会流动（2）

　三、主导“二代”们的社会流动：先赋性还是后致性

社会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如果社会流动频率很低，似一潭死水，那么此社会机体是病态的，社会运行存在诸多弊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阶层之间的分化越来越加剧，阶层多元化趋势本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底层社会群体本来就是历史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受损者，未能充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他们寄希望于下一代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要有所改变，要优于自己。然而，如果底层社会群体的子女缺乏改变身份的渠道，难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那么这种阶层固化必然引发阶层之间的冲突。“新身份社会”的回潮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有着必然因素。

1.社会流动的两种主导机制

社会流动机制是决定人们在其社会中获得一定地位和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背景、条件、动力和路径的某种组合作用，而社会流动的一般机制有两个基本类型，即先赋性与后致性。先赋性是指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主要依靠以家庭背景为代表的、与生俱来的因素，后致性是指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取主要依靠以个人能力和努力为代表的后天塑造因素。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开放性的社会应有通畅的向上流动渠道，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阻力较小，处于社会底层的成员有进入中层、上层的机会，能看到希望。而且社会成员进入优势地位阶层的机会主要依靠后天的努力，而非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流动的主导因素是后致性因素，体现了公平的原则。

2.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

在改革开放以前，阶层分化并不明显，我们可以把社会成员分为三大类：干部、工人和农民。“在人们的社会流动经历中，有三道结构性屏障给人们设置了障碍。这三道屏障就是户口身份屏障(户籍制度)、档案身份屏障(行政档案制度)和政治身份屏障(意识形态)。”[5]这三道屏障是政府的制度安排，给每个社会成员确定了制度身份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待遇，并使其制度身份固定化且很难发生变化。社会成员身处一个“刚性社会”，也就是制度具有较强的约束力，政府实际上控制了社会流动的向量和流量，社会流动机制主要取决于身份、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社会成员的流动很难逾越制度性屏障，因此，那时的社会流动频率很低，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

而改革开放以后，阻碍社会流动的制度性屏障逐渐弱化，社会结构出现了调整，“刚性社会”转向“弹性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确立起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赋予了社会成员自由的流动空间。社会成员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亦逐步摆脱了单位的控制，他们开始自由地流动。一个有合理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有弹性的社会，一旦阶层流动固化，社会就可能失去弹性。“弹性社会”是指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增强的社会，制度性障碍逐渐减少，政策环境较为宽松。在“弹性社会”中，社会成员的流动机制发生了变化，个人的努力等后天性因素主导着社会流动的路径，市场机制主导着社会成员的流动方向，并为社会成员提供大量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渠道。

3.先赋性因素呈现加强态势

然而，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市场机制又带来了新的流动障碍，代际继承性越来越强化，先赋性因素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与农民、产业工人等劣势地位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越来越大，出现明晰的边界。而且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控制着大量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他们在社会流动上具有排斥性，底层阶层进入上层阶层的阻力越来越大。在“二代”们的社会流动中，先赋性因素呈现加强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庭背景在“二代”们的社会流动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现在，家庭背景成为决定个人发展的最重要资源。有学者通过实证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家庭背景中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个人进入精英阶层具有促动作用。与缺乏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普通家庭相比，干部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青年更有可能成为干部或者专业技术人士，精英阶层内部的再生产现象是不容否认和回避的[6]。个人成功不是取决于个人能力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其家庭所处的阶层地位，即取决于父母的行业、单位、职位性质及家庭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本的多少。在这种背景下，处于社会下层者的子女难以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据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西部某省会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高达33％，父母是普通职工的比例占26％，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仅占2.8％[7]。家庭出身门第、身份、来源地都是先赋性的社会资本，而且这些因素对代际流动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官二代”、“富二代”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日益减少，呈现多进少出的趋势。而“民二代”、“农二代”、“穷二代”要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其门槛不断升高，社会流动阻力越来越大，凭借个人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的难度越来越大。

第二，教育在“二代”们的社会流动中转变成先赋性因素。教育是影响社会成员流动的一个关键因素，它本来是后致性因素，但目前在中国社会，“体制内二代”与“体制外二代”接受不同的教育资源，教育效果也存在显著差异。为了公平地对待所有社会成员，给予真正的平等机会，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政府、社会理应更多地关照“体制外二代”。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及校际之间提供的教育资源差异很大，从而导致“体制内二代”享用更优的教育资源，而“体制外二代”则被排斥在外，无法享用同等的教育资源。可见，教育因素与青年群体的来源地、出生地、家庭等先赋性因素紧密相关，已经失去了后致性的意义。

　　四、“二代”们社会流动的趋势

青年群体之间有序合理的流动是未来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协调机制，而青年的阶层固化势必影响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当下，青年阶层固化趋势具体表现如下。

1.“二代”们的代际流动：继承性越来越强化

代际流动是指同一家庭中上下两代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变动。一般以职业等作为地位特征，以父母和子女在同一年龄时的职业或其他地位特征作为比较的基点，考察第二代人(子女)与第一代人(父母)相比，社会地位有无提高，从中找出引起或未引起变动的原因和规律。代际流动的状况，反映社会进步的程度和分层体系的变化及发展状况。

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说，精英群体要从底层吸收精英才能保持活力[8]。然而，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等优势群体总是试图将自己的子女或亲属输送到精英阶层，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延续他们的身份，继承他们的职业，继续拥有他们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本。从形式上来看，公开招聘、考试制度、选举制度、公开招标等体现了公平。然而，因为“官二代”、“富二代”等在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本上占有优势，他们往往更有机会向上流动，进入精英阶层。而“农二代”、“穷二代”则因资源和人脉的不济，“赤手空拳”，努力在城市社会中拼搏，在看似有很多机会的舞台却很难找到自己的角色。青年的社会流动代际继承性之所以越来越强化，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阶层流动与资源紧密相关，阶层流动意味着社会成员由此位置转换到彼位置，而不同的位置所包含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各不相同，因此，阶层流动的实质就是资源占有情况的变动。在一定条件下，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许多资源会被垄断，积聚在少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手中。如果社会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大，不同阶层的父辈们将资源用于其子女的差别可能就越大，从而导致“二代”们的发展机会的不平等程度也就越大。于是，青年在社会阶层间流动的身份壁垒就会显著增高，向上流动趋少。

第二，原先制度的惯性作用。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政策，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和发展，其对社会发展的不适应也越来越明显。当前，这些制度在改变，但其惯性作用依然存在，而且“官二代”、“富二代”的父辈们是既得利益群体，他们惧怕权力丧失和利益的弱化。因此，他们通过现有资源使其子女固化于阶层，以家族式复制和延续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比如，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了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断裂。因为户籍的不同，城市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特殊资源，而农村居民难以享受城市居民诸多的权利和资源。因此，“农二代”向上的社会流动成本提高了，通过后天的努力而获取与父辈不一样的职业的阻力增大了。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不同的社会阶层享有不同的社会保障，导致社会各阶层固化在各自的相应位置。

第三，家族观念的持续影响。根据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关系的理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宗法社会结构，费孝通称之为乡土社会结构。他指出，中国的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差序格局，是一个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个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一般，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地推出去，也愈推愈薄[9]。因此，中国社会依然是以家庭及其血缘亲属关系为核心，家庭社会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源。而“民二代”、“农二代”、“穷二代”的家庭与阶层处于劣势地位，由于缺乏家庭所拥有的各种社会网络以及政治、经济资源，他们向上流动的渠道必然会缩窄。

而且，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为了维护、延续和扩大自身利益，他们会结成同盟，并且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他们的网络。“二代”们的代际流动的继承性越来越强化，可能对青年产生负面影响。“体制内二代”就会形成思维定势：生活不用愁，工作不用愁，困难不用怕，反正父辈会安排一切，无需担心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而“体制外二代”就会产生这样的思维逻辑：一切都靠自己的奋斗，但无论如何努力，也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长此以往，必然形成恶性循环。

2.“二代”们的代内流动：流变性越来越弱化

代内流动是指社会成员所经历的职业地位或阶级、阶层位置的变化情况。传统社会流动研究常常是以代际流动来分析社会结构的变迁和阶层流动模式及路径。其实，纵观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不同时期的社会流动机制不一样，其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家庭的经济资本在1949年以前对个人的上升流动是一个有利因素，但在1949年之后是一个不利因素；再比如，家庭和个人的文化资本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个人的上升流动不发挥作用，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则是最重要的流动机制”[10]。因此，仅仅分析代际流动，不能完全反映不同时期的流动模式和主导机制。而且，在分析当前“二代”们的社会流动时，代内流动分析比代际流动分析更有意义。当下“二代”们代内流动的流变性越来越弱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体制外二代”的代内流动率虽高，但向上流动的概率小。“农二代”即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向往城市，却因户籍、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不被城市所接纳，徘徊在城乡之间的边缘地带，很难融入城市生活。比如，李某，27岁，男，大专文化，来自湖南湘潭，在长沙已经打工3年，从事餐饮业，以前在上海做保安1年。20世纪90年代，其父亲就在长沙打工。没有户口，意味着李某不能享受到长沙市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父母都是外来的民工，家庭的经济资源有限，社会资本有限；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买房想当“啃老一族”都不够条件。谈到未来的打算，李某比较迷茫：“我不想回老家生活了，但在城市里也看不到希望，没有盼头，只有走一步算一步，在这里待着，慢慢找机会吧。”李某的生活状态，正是大多数“农二代”的典型写照。与父辈相比，“农二代”有显著性差异：他们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拥有一定的文化资源，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求发生了明显变化，由单纯谋生向体面劳动、尊严生活转变；由养家糊口向谋求自身发展、实现自我价值转变；由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向进城谋职、融入城市生活转变。”[11]而且，近年来一些“农二代”通过自学或上夜大等培训方式，不断拼搏，流动的机会增多了，社会流动率提高了，但大多数人还是由于家庭条件差、父母拥有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较少，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农二代”等“体制外二代”的社会流动量虽然比较大，流动率也比较高，但流动方向还是属于同一层面，或是“短距离”的社会流动，也就是在差别性不是很大的阶层之间流动。比如上述中的李某，其流动依然停留在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社会流动的质量仍然不高。一定程度上来说，决定“草根二代”就业状况的往往不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近期，网络上有两篇文章引起很多人共鸣。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描述了家庭较穷的人努力多年才达到和出身富裕者一样的生活水平。后来，网络上又出现一篇题为《我用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的文章，作者详述自己上大学及毕业后的生活窘状，反映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同而带来的巨大差距，任其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

第二，“体制内二代”的代内流动率较高，且向上流动的机会多。“体制内二代”背后有着强大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有力支持，可轻松获得体面工作及更广阔发展空间。

当下青年群体出现的阶层固化现象，是先赋性因素主导了“二代”们的社会流动路径和方向。但青年的阶层固化只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过程”。只要通过制度改革重构利益格局，打破资源垄断的局面，实现资源分配的均衡性和共享性；只要通过社会改革重建社会流动机制，改变社会流动路径，实现社会流动的现代化和正常化，青年的阶层固化现象就将成为“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