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腐败的发生机理与治理对策 （3）

　四、国有企业腐败的治理对策

从表面上看，国有企业腐败行为是对其上一级委托人的欺骗、掠夺和侵害，实质上最终的受害者却是作为国家主人、国企终极委托者的人民群众。因此，治理国有企业腐败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此，应该加强制度设计和建设，针对国有企业腐败的发生机理，从源头上遏制国有企业腐败的发生和蔓延。

(一)理顺权力关系，改革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

国有企业腐败现象是国有企业管理者“违反党、国家和其他社会公共机构授权的范围、限度和程序等有关规定而行使公职权力，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6]。针对其发生的权力体制因素，治理对策重点应放在理顺权力关系、改革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上面。主要是简化委托——代理链，保证人民和权力机关能够实行有效监督。对于委托——代理链末端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应该通过责任审计、绩效考核、财产公开、严格问责、权力收回机制，对权力的运行在时空顺序上加以控制，使其成为可监督和可制约的权力。与此同时，必须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政企分开，完善企业管理体制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此外，国资委作为委托——代理链中的重要一环应充分发挥作为国有企业监管者的作用，密切监控国有资产的使用、保值、增值、流动情况，减少国有企业管理者利用职权寻租的机会。要集合审计、税务、工商、监察等机关的力量，从企业外部形成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全面监督。

(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针对腐败发生的制度因素，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必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也是预防国有企业腐败发生的重要条件。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建立和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企业实行规范的股份制和公司制改造，逐步健全监管制度、产权制度、融资制度、福利制度，建立“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决策、管理、运行、监督的全面和完善的管理制度，把企业交给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进一步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使之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增强企业内部制约，加强工会、职工代表大会以及广大职工的民主监督，发挥党组织的监督作用，从内部形成对权力的监督体系，防止个人或少数人集权。加快完善国有企业的相关法治建设，加大对国有企业腐败的惩治力度，增加腐败行为的风险成本。

(三)建立腐败风险防范机制和廉洁激励机制，增强廉洁自律的正效应

针对国有企业腐败的主观心理因素，应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建立腐败风险防范机制和廉洁激励机制，增大廉洁自律的正效应。通过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可以看到，当作为权力代理人的国有企业管理者认为廉洁的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时，他就不会从事腐败行为。因此，首先要建立腐败风险防范机制，控制腐败动机形成的客观因素，这需要与理顺权力关系、加强制度建设相配合，从对腐败发生的岗位职责风险、思想道德风险、体制机制风险的防范出发，在客观源头上遏制腐败发生的动机。同时，要建立廉洁激励机制，将廉洁由被动形态转化为主动形态，通过名誉、地位、薪酬、福利、资源等方面的激励，增加廉洁的收益，从而使廉洁自律的正效应放大，使人从思想上减少腐败的动机，在心理上认可廉洁的收益大于腐败，使其不想腐败。

(四)净化文化生态，培育企业廉洁文化

如前所述，尽管历史文化因素不是国有企业腐败的决定性因素，但它却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在中国人内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这种历史文化因素对治理国有企业腐败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应从社会大环境出发，加强廉政建设，通过有效的预防和惩治腐败行动，净化社会环境，为反腐败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这就要通过廉洁教育消除社会上对腐败的容忍态度，倡导廉洁价值观，使全社会认识到廉洁对于国家发展、社会公正和人民福祉的重要性，形成对腐败零容忍的理念。同时，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应在国有企业内部培育企业廉洁文化和企业家文化，使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意识到作为国有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自觉拒绝腐败行为。

上述路径与措施可能都是国企腐败治理所不可或缺的，但是，由于国企系统是中国政治与行政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归根结底，“国企腐败的治理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到位，只有政治体制改革到位，才能釜底抽薪，瓦解国企腐败所依赖的制度环境”[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