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层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2）

二、对问题的基本分析

乡镇工作“四难”，每个问题都有它自身的原因。然而这些问题不是完全独立的，分析问题也不能割裂开来。特别是信访维稳难，集中反映了政治制度大格局的问题。

（一）信访维稳难、农民教育管理难，根本原因在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一顶层设计落实不力，农村（社区）组织薄弱、权力微小，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

我国实行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科层制，乡镇政府是最基层一级的政府。在广大农村和城市社区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成立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为一级自治组织，保持乡镇政府与村（居）委会的相对独立，目的是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创造力和智慧。乡镇对村（居）委会的领导，是通过乡镇党委对村（居）支部委员会的领导来实现。

要有效地解决信访维稳的问题，解决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必须依靠一个真正自治的、强有力的农村（社区）。自上而下的分级科层制，分工明确，它的巨大优势在于可以有效调动全国各级力量办大事。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还是重大工业项目的建设，亦或是建造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通过科层制的运作都能轻松完成；但要调解好邻里纠纷，解决困难群众家里的生活难题，处理好村公共区域的垃圾清运问题，科层制就显得一筹莫展。从中央到乡镇公务员全部被纳入科层制，每人都有明确分工和具体日常工作，乡镇政府按照上级指挥棒在运转，在这种情况下让政府人员为村民、居民解决具体问题，往往有心无力、力不从心。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具体、直接问题，需要专门人员直接和群众打交道，面对面地来解决，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扁平化的体制。建立自治的、强有力的村（居）委会，就是要在基层恢复扁平制的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军、解放军正是靠着贴近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解决具体问题才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天下。

从近年来农村（社区）的实践来看，农村（社区）组织薄弱、权力微小的问题十分明显。湖北省推行基层党组织“五个基本、七个体系”建设，全国范围内也在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这些行动大大改善了部分村党组织的办公环境，提高了村党组织的物质保障水平，增强了工作规范化的能力和水平，但是这些措施对农村（社区）的深层问题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大多数农村（社区）组织薄弱、力量涣散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广大农村（社区）没有获得真正的自治权，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优势还远远没有得到释放。大多数农村（社区）党组织选举还未实现公推直选，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落实还不够深入，因此不具有自主的人事权。农业税取消后，大部分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农村几乎没有了收入来源，而且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农村（社区）又几乎没有集体企业，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一潭死水。即使有民营企业在农村（社区）落地，根据现有税制，农村（社区）获得不了税收。因此，农村（社区）财权很小。我国虽然有基层群众自治的制度设计，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把自治权交到农村（社区）。

一个软弱的农村（社区）必然导致扁平化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的缺失。因农村（社区）组织薄弱、权力微小，村（社区）干部没有为群众解决具体问题的积极性，即使村（社区）干部有心，事实上也无力彻底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各种繁琐问题。这就导致本该由村（社区）解决的问题不断上交到乡镇。事实也证明，从村（社区）上交的这些问题，除了有一些是村干部确实无法解决的，大部分是村（社区）干部能解决而没有解决的。这就大大增加了乡镇政府的负担。信访维稳难、农民教育管理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强有力的村（社区）的缺失。

（二）征地拆迁难，除了征地拆迁方式方法问题外，主要原因在于征地拆迁政策环境带来的压力

一是涉及土地补偿、房屋补偿、青苗补偿、安置补助等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是固化的标准，而非随物价水平、生产生活成本指标变化的浮动标准，因此这种政策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具有滞后性。二是对征地拆迁政策没有建立定期调整制度。三是征地拆迁标准的平衡点不好把握。若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过高，则各级政府推动征地拆迁的成本和代价过高；若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偏低，则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征地拆迁的阻力也普遍增大。

另外，被拆迁群众安置难的问题主要在于政策单一，没有综合考虑居民生产生活的全部实际。只考虑居民住宿的问题，而不考虑他们农业生产或者务工的现实需求及便利程度，就难以做好安置工作。既要授人以鱼，也要授人以渔。当然，这意味着更大的投入和持续不断地关注、服务。

（三）基础设施建设难，直接原因是建设资金不足，深层原因是现行国家财税体制使得乡镇财政羸弱，根本原因是现行政治体制在政府职能配置上赋予乡镇最低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