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2）

　二、支撑上山下乡运动的四块基石

许多论者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是为解决当时城镇就业的严重压力。实际上，1968 年至 1969 年下放高潮中，被下放的并不仅仅是知青———虽然他们的人数最多，还有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及其家属、职员、城市居民以至工人。例如： 1968 年 10 月后，江西省有干部 7 万、教师 5． 3 万、医务人员 1． 2 万、职工 1． 6 万、家属 15． 5 万下放农村安家落户。1968 年 10 月 20 日，广东省革委会要求在当年 12 月将 16 余万干部下放完毕，并要求下放干部必须在农村安家落户，就地生根。至 1970 年上半年，该省又动员 6000 多国家机关干部退职、退休、下乡插队落户。到1968 年 10 月 18 日，江苏全省县以上机关干部已下放 2． 5 万余人，高等院校下放 8000 余人。当年年底，该省还将一些在职职工和城镇居民强制全家下放农村安家落户，据统计，全省各地共下放全民所有制职工 2． 8 万人，城镇居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 25． 8 万多人。至 1969 年 9月，安徽省已下放机关干部、知识青年及城镇居民 63 万多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到 1969 年 11月底，河南省直属机关共下放 15300 余名干部和知识分子到五七干校，与此同时，全省各地也大批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到五七干校或农村。1969 年福建干部及职工家属下放 74433人，其他人员 14691 人。该省南安县一些城镇居民基本上被全部动员迁出，成了一座空镇。1969 年 9 月，据黑龙江、辽宁、安徽、江苏、江西、湖南、天津 7 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共下放干部 40 多万人。在下放大军中，除了知青、干部、教师、医务人员和文艺工作者外，甚至还有一些工人。1969 年周恩来就曾批评说： “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似乎都处于下放的亢奋和狂热之中。对许多 “城里人”来说，“斗、批、改”好像就是下放，就是到农村去安家。这样的下放大潮显然不能用因经济下滑无法安置城市多余劳动力，以及诸如通过下放红卫兵稳定局势等原因来解释。它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和动力。当然，最基本的原因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但这仍需进一步具体化。

( 一) “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1957 年反右派运动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展，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 “左”的错误不断发展。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党内高层还存在不同认识，但几经反复，特别是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总的趋势是 “左”的错误已居于主导地位，并成为 “文化大革命”发生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基本原因之一。

例如： 1964 年 8 月至 10 月间，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提出： 无论哪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哪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人员，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 文化界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1966 年 3 月 17 日，他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 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此后不到两个月，他又在著名的 《五·七指示》中说：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7 年 5 月，他在会见外宾时说：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学生，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诸如此类有关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在 197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被张春桥等发展为 “两个估计”： 即 “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其 “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这样的估计，知识分子不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不论是解放前培养的还是解放后培养的，也不论其出身如何，只要接受过高等教育，世界观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但这里还有一个没有明确的问题： 人数更为庞大的中学生算不算知识分子，或更进一步说，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识界、文化界、教育界都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知识分子受到严重的迫害、打击。但在运动初期，大学、中学学生则似乎是个例外，一度成为革命的 “闯将”、先锋和主力。直至 1967 年底，毛泽东还曾设想，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教员和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

子 。但这种赞誉和信任并未持续多久。1967年革委会陆续成立后，从 “文化大革命”全局和发展顺序来看，在认定已经解决了运动的主要对象——— “走资派”后，在认为学生运动已发展为工人和农民运动，工人阶级已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后，红卫兵 “先锋”、 “闯将”的地位便不复存在，而其作为被改造对象的身份日益突出出来。而且当时一些学生要么是迟迟不肯返校 “复课闹革命”，仍在社会上冲杀、 “革命”； 要么仍在学校进行派性争斗，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1968 年 4 月起清华大学两派发生持续百日的武斗，这使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由教师、学生进行教育革命的设想。7 月 27日，他派出工人宣传队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但工宣队在清华大学却受到了一派造反派的武装抵抗，造成工人伤亡。出乎意料的严重流血事件更加深了他对学生以至知识分子的不满，决心依靠工人结束动乱，并随即对学生、知识分子提出了 “再教育”的方针。

《人民日报》1968 年 8 月 15 日公布的毛泽东的一个最新指示中说： “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8 月 25 日， 《红旗》 杂志发表姚文元的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新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 “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姚文元文章说，现实表明，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 “斗、批、改”，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毛泽东在修改此文时加写了：教育阵地解放后 “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 ‘独立王国’”， “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1968 年 9 月 12 日， 《人民日报》 等发表的评论员文章 《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中说，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建立，要走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必须对大量从过去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何为 “再教育”？ 文章解释说： 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

这篇文章的意义非同一般，它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 “左”倾错误的高度概括，论证了 “再教育”的依据、方法和途径。更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 一是它不仅包括了知识分子和在校大学生，而且很快就囊括了全体中等学校学生甚至高年级小学生； 二是明确了今后大学生只能从有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中学生毕业后不能直接升入大学。这是 1968 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和 1970 年招收工农兵学员的主要依据。

( 二) 泛道德主义和泛劳动主义的当代回声

“文化大革命”中，与风靡一时的 “上层建筑决定论”、“精神万能论”等并列的，还有泛道德主义，尽管当时还鲜见这样的概念。泛道德主义夸大道德伦理作用，在不同程度上使道德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主宰，并使之 “越位”成为评判一切的尺度。 “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 “斗私批修”、 “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等更是使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极左思潮发展了儒家的泛道德主义，特别是突出了道德与知识两分甚至对立的倾向，进而把工农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这就是 “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对立是天然的” ( 张春桥语) 。知识分子因有知识而被戴上道德 “原罪”的帽子，知识的多寡成为评判道德高低的依据，以至 “知识越多越反动”，而 “大老粗”则因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准不高而天然具有一种道德优势。当时，知识分子即使不被打倒，他所面临的被 “改造”任务也远比工农更为迫切、严重。

怎样才能实现并保持至上的道德呢？ 当时认为，这只能来自艰苦的环境和 “苦、累、脏、险”的体力劳动，“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去，滚一身泥巴，磨两手厚茧，晒一脸黑皮，炼一颗红心”。贫穷、艰苦的农村生活被赋予一种强烈的道德意义，体力劳动的作用被绝对化，希望用苦行净化灵魂、反修防修，保持革命的意志和高尚的道德，而富裕的城市生活则容易使人们失去革命的理想和斗志，亦即 “穷则革命富则修”。这样，农村成为知识分子净化灵魂的净土和青年学生改造世界观、反修防修的福地。

诸如此类的理论与实践，折射出一些具有深远历史渊源的理想与思潮。泛道德主义是儒家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这种主流传统自近代以来受到严重挑战，表现之一是突出了对知识分子的道德批判。章太炎否定精英主义传统，把知识与道德对立起来，对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表示怀疑。他从道德标准出发，根据职业区分认为 “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五四”前后， “劳工神圣”之风在中国激进的知识界劲吹，托尔斯泰的 “泛劳动主义”广泛流传，19 世纪俄国那些穿起粗布衣走向农村的民粹派知识分子一时成为进步青年的偶像。先进的知识分子讴歌 “劳动者是地球的宠儿” ( 李达语) ，呼吁青年 “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表达了与劳动者打成一片以改造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

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推崇 “劳工神圣”和民众力量的同时，简单化地把劳动等同于体力劳动，因而在尊重工农劳动者的同时，又表现出对 “念书人”的鄙夷。“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的蠹民吗？” “号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有几个人？”“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不是皇帝不是做官的读书的，而是 “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住的房屋、坐的车船等等，都是种田的或做工的人生产的。“中国古人说：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这些言论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对 19 世纪俄国十二月党人所说： “通常是鞋匠革命，为的是好当大老爷； 但在我们这里，却是大老爷想要充当鞋匠。”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在 “文化大革命”中再现时，表现为对农民的觉悟做了不切实际的夸大。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各种宣传中，最常见的是： “广大的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热爱毛主席、热爱党，有丰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经验。他们是知识青年的好老师。知识青年要学习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深厚感情，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热爱社会主义的高贵品质，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朴素的优良作风”。这些带有强烈泛道德主义、泛劳动主义的夸大宣传使不少人对通过上山下乡净化灵魂、反修防修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