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3）

( 三) 对书本知识和正规教育的轻视和对直接经验的推崇

知识界、文化界、教育界的问题是如此严重，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 一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教育，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阶级斗争；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的知识分子应分期分批地下放农村、工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工农业生产，通过阶级斗争实践和劳动改造，与工农打成一片，解决 “三脱离”问题。

毛泽东具有广博的学识，但他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而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和建设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革命家、军事家、思想家、政治家。这种经历使他特别推崇实践和直接经验，特别重视自学和学以致用，也使他对中国传统教育和苏联教育模式往往持一种激烈的批评态度。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这种批评产生了另一方面的偏颇，诸如重实践、轻书本； 重政治、轻专业； 重大众、轻精英； 重普及、轻提高； 重出身、轻表现； 重平等、轻差别； 重非正规化、轻正规化和制度化； 重社会教育、轻课堂教育； 等等。虽然他也十分重视理论学习，但又不时表现出贬抑书本知识和正规教育，推崇直接经验的倾向。这是他轻视知识分子的认识论原因之一。

这种倾向在 “大跃进”时期曾有一些集中表述，如“卑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历史上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多数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一个人能够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好多，年纪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人学问多了，不行了。60年代后他又多次重申这些观点。例如：“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书不能读的太多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作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从前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

1968 年 7 月 28 日，毛泽东在接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又表达了相同的意见。他在肯定了大学还是要办的后又说： “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我看老粗最文明”。 “过去的办法培养是修正主义的”。 “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他在结束谈话时还说： “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 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在这次讲话后不到 5 个月，他就发出了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 “再教育”的号召。

毛泽东关于教育、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以及关于道德等方面的思想中，有许多正确、深邃的内容，但也有一些片面的认识。这些认识一旦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结合起来，其真理的光芒难免被谬误的阴霾所遮蔽。

( 四) 对城市化认识的滞后

如果说 “再教育”等理论是知识青年必须上山下乡的理论根据，即意识形态原因的话；那么，城市化滞后则是知识青年只能上山下乡的现实的经济原因，而城市化滞后的本质是对城市化认识的滞后。

1968 年上半年政府开始处理毕业生分配问题时，提法都是 “四个面向”和 “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但到当年 12 月底，毛泽东则明确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 “再教育”。发生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除了动乱造成的经济衰退使许多工厂、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不需要招收工人等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里，由于认识滞后导致的我国城市化的严重滞后，使城市根本无法容纳这支庞大的接受 “再教育”大军。

新中国成立后头 30 年，在工业化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城市化则严重地滞后。据统计，1949年到1978年间，中国的工业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不足10%增加到48．64%，但城市化水平却仅由10．6%发展到17．9%；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1960年为19．7%，1978年仅为17．9%，下降了1．8个百分点。根据1955年规定的设市标准，到1964年底，全国只有建制市168个，比1961年减少36个。镇的萎缩更为普遍，仅1961年至1964年3年间，全国建制镇便从4429个减少到2877个。到70年代末，世界各国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1．3%，而我国仅为19．4%。有学者估计，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正常要求相比，中国城市化进程滞后了至少约17%。

城市化是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劳动力不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农村人口比重逐步下降，城市人口比重逐步上升，而不是相反。城乡差别的缩小，靠的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是城市农村化。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对国情、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及 “消灭三大差别”等问题认识的失误，使城市化进程一波三折，发展明显迟缓。

迅速工业化与城市化滞后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城镇人口增长与其就业空间狭小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说，只要城市化滞后持续存在，在当时高生育率的背景下，即使没有 “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地将城市多余人口安置到农村也是势所必然。上山下乡是政府安置工作不得不采取的政策。所以，1963 年时周恩来就已提出，今后 18 年内要有 3500 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

我国城市化长期滞后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 工业化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必然造成的 “资本排斥劳动”，严重制约了城市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 日渐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农业发展滞后使有限的粮食产量难以养活更多的城市人口； 单一公有制结构形成后对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排斥大大压缩了城镇就业空间； 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共产主义的描述，急于依靠阶级斗争、行政力量和群众运动消灭三大差别； 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导致小城镇的衰落； 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的形成和严格的户籍制的限制； 人口增长过快和经济增长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的结构性矛盾； 冷战时期严峻的外部形势及对战争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大规模战备形势的需要； 三线建设决策中 “不建设集中的城市”的指导思想； 等等。

以上因素有的是当时条件所限不得不然，有的则反映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的滞后。其中，对知青上山下乡影响比较重要、直接的有两点。

一是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单一公有制，公有制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和消灭资产阶级。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后，私营、个体经济基本上被消灭，其从业人员多被下放农村。例如，“文化大革命”中以下放城镇居民而著称的甘肃省会宁县，1956 年就以 “加强农业”为由，把 385 户从事商业、服务业、饮食业和 100户从事手工业的城镇居民的户口转到了农村，使历来比较繁荣的会宁县城突然变得萧条了。此后，动员城镇居民下乡仍在进行。从 1958 年至 1966 年 9 月间，又有 170 户 770 人被下放到农村去。“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城镇个体经济或私营经济几乎 “绝迹”，寥寥几个从业者往往还被当作 “没有正当职业”或 “吃闲饭”者。到 1978 年，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从 1953 年的近900 万人减少到只有 15 万人，仅占全国城镇总从业人员的 0． 16%。单一所有制结构造成的单一就业渠道减少了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渠道和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加重了城镇就业的困难。

二是商品经济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不足。新中国成立后的近 30 年里，出于对商品经济可能产生 “资本主义”的警惕，以及在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上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 在城市建设中，片面强调城市的生产性质，忽视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了在大力推进重工业发展的同时，城市第三产业非但没有得到相应发展，反而因受到各种压制趋于停滞和萎缩。1952 年，全国每万人口中，有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网点 95． 7 个，1978 年下降到 13 个；同期平均每万人口拥有的服务人员从 165． 8 人下降到 63． 1 人。在全部职工中，从事第三产业人员的比重也呈大幅度下降趋势，从 1957 年的52． 4% 下降到 1978 年的 36． 5% 。这种萎缩大大缩小了城市就业空间，由此 “形成了国内外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劳动力剩余和城镇的失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城镇知青不上山下乡又能往哪里去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在城镇大破 “四旧”、驱赶私营、个体工商业者的红卫兵们不会想到，正是这些举动对城镇经济的破坏，导致了两年后他们必须离开城市。十年之后，1978 年，邓小平一语点破了解决这个历史难题的正确方向： “真正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 “又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 “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城市化滞后在深层次上反映了一种对城市文明和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而且都因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加重。越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越是把商品经济、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就越是对城市化和城市文明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就必然导致城市化的滞后。城市化滞后的本质是市场化滞后，更为本质的原因是观念的滞后。这种现象在一些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少见。古巴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革命胜利后，为消灭城镇私人商贩大规模动员城市居民下乡参加体力劳动，以实现 “最大程度的农村化，最小程度的城市化”。柬埔寨共产党在1975 年夺取政权后，立即强制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向农村迁徙。诸如此类的极端做法都反映了对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陌生。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明显的轻商主义色彩，由此又派生出种种厌恶都市文明的思潮。五四时期许多进步思潮都程度不等地表现出 “脱离都市，回到乡间去运动”， “以为都市太繁扰，想约同志到乡村居住，半耕半读” ( 刘师复语)的倾向。其中，新村主义一度在知识界表现出极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在中国建设新村的种种设想。他们向往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生活，将新村理想寄托于农业文明，这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及轻商主义有不少契合之处。一度接受新村主义的恽代英说： “我们预备在乡村中建造简单的生活”，“村内完全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李大钊也曾用理想化色彩描绘农村和农民，把农村当作净化心灵的道德之乡和精神高地。“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 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面多； 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他们号召： “青年呵！ 速向农村去吧！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毛泽东早年也曾表示： 吾国现时有一弊，即学生毕业后， “多骛都市而不乐田园”。而欲除此弊病，应使学生直接参加社会所需要的生产，而这种生产的场所必须在农村，一边读书，一边工作，这种工读生活是新社会的细胞。这些思想可以说是 《五七指示》的前身。

中国共产主义者早期思想中这些热烈、美好的憧憬或多或少地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消解城市化建设紧迫感的原因之一。当然，重要的是，这不是以往某些思潮的简单翻版，而是存在着产生这些思潮的土壤。

以上四个因素都与阶级斗争扩大化互为因果，但单是其中一项或两项都不足以产生下放近 2000 万人的结果，而这四项的结合，特别是按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结合起来，恐怕也只能产生这样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