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冲突思想沿革及主要观点

摘 要：在西方，政治冲突思想缘起于古希腊，发展于神权和民主政治时期，勃兴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政治冲突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将其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而齐美尔、达伦道夫、科塞、李普塞特、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亨廷顿、派瑞吉等则是现当代的主要代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政治冲突的基本要义和范畴，包括：政治冲突的条件和根源；政治冲突的本质和命题；政治冲突的类型和模式；政治冲突的方式和途径；政治冲突的作用和功能；政治冲突的控制和治理等；提出了诸如“文明冲突论”、“安全阀论”、“功能冲突论”、“辩证冲突论”等经典论断。

关键词：西方；政治冲突思想；沿革；主要观点

自有政治现象以来，政治冲突问题就一直是中外思想家和统治者们关注的重点领域。在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政治冲突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将政治冲突思想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而从 20 世纪初始，思想家们对政治冲突的系统论述则日渐勃兴，并延续至当下，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和分析模型。“在三位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的启发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些方法，在分析人类不平等、权力、统治和冲突等要素时，运用了马克思、齐美尔和韦伯的著作。”［1］160了解并借鉴这些思想，对当下政治冲突的治理，意义尤为凸显。

　　一、西方政治冲突思想的缘起和发展

1. 缘起。“政治冲突”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古老课题。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政治冲突就成了西方社会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柏拉图以《理想国》的图式就如何消解政治冲突建构一个正义和谐的社会进行了预设和憧憬，认为城邦内部发生的政治冲突原因是人们有私有财产和家庭观念，因此，他主张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即实行“共产”和“公妻”制度。亚里士多德则在其名著《政治学》中就政治革命的缘由、方式及其消除途径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政治冲突源于贫富差距和人们对名位的争夺，他说“，人间的争端或城邦的内讧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财富的失调，名位或荣誉的不平也常常会引起争端。但名利两途的熙攘，各徇其不同的途径：民众的吵闹都着意于财货的不平，至于有才能的人所憎恨的却是名位的过分‘平等’，他们［一旦受辱或不得其位，就］因荣誉的不平而从事革命活动；这种愤慨的性情恰好表现于诗人的诗句‘：良莠不分兮贤愚同列。’”［2］。因此，主张通过建立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来解决各种矛盾和争端。

2. 发展。在神权政治和民主政治时期，诸多的政治思想家们都对政治问题给予了或广泛或深入的关注。卢梭、霍布斯、洛克等社会契约论者直接从利益纷争的入口就如何消解政治冲突，构建一个合理的政治秩序进行了主权和宪政式论述。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从人性恶的角度对政治冲突的根源进行了分析，认为追求财富和权力是人的最基本欲望，但财富和权力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于是就会产生各种各样为争权夺利而发生的政治冲突。而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阶级冲突理论则成为西方近现代政治冲突思想的标杆，阶级斗争和革命也一度成为社会分析的重要范式。其他的思想家们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关涉着政治冲突问题，虽然他们那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没有正式提出冲突的语词或精确而系统地对其进行分析，但冲突问题一直没有离开过思想家们的思域和视野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提出的观点对政治冲突问题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政治秩序的和谐建构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正如马丁代尔说的“，一旦冲突被当作社会的中心事实，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丰富的知识传统来解释冲突。每一社会都有它的各种的冲突；每个社会都有人必须面对冲突。古典希腊的许多思想家，从赫拉克利特到智者都把冲突视为一个主要的，或许正是主要的社会事实”［3］410-411。

3. 勃兴。20 世纪初，尤其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政治矛盾的发展和世界范围内政治动荡的加剧，政治冲突再度成为西方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和分析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并很快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分支学科的经验研究中，切入的视角也多种多样，在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种族关系、社会分层、政治行为、群体活动等学科和相关领域出现了大量以冲突概念为框架的论著，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和不同学派也逐步形成。除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冲突思想外，其他学派的政治冲突思想也蔚为大观，其内容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冲突思想则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从学科归属看，主要包括社会学家的政治冲突思想和政治学家的政治冲突思想。从思想内容看，政治冲突思想主要包括辩证冲突论、功能冲突论等，我国学者王浦劬教授把其归纳为“心理对立说、价值对立说、资源争夺说、环境互动说”［4］。

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政治冲突现象的系统关注是从社会学家开始的。20 世纪初，美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库利（C. H. Cooley，1864—1929）、斯摩尔（A.W. Small，1854—1926）、罗斯（E. A. Ross，1866—1951）、萨 姆 纳（W.G. Sumner，1840—1910）等人在其理论中开始把冲突作为研究的范畴。1907 年，刚刚成立的美国社会学的第一届年会就把“社会冲突”作为它的主要议题，托马斯·卡弗（ThomasN. Carver）则宣读了大会的中心论文《社会冲突的基础》。此后，一些有关的论著陆续出版，较著名的如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等。1930 年，在美国社会学第二十六届年会上，社会冲突再次成为主要议题。1931 年，霍德华·奥得姆发表了《一个社会研究问题：民族与地域的冲突》等。20 世纪50 年代开始，社会冲突研究不断升温，成为“也许是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呼声最高的观点”［1］1，一些相关论著也相继问世，如乔治·齐美尔的《论冲突》（1955）、《冲突和群体成员网》（1955），刘易斯·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1956），达伦道夫的《社会冲突理论的探讨》（1958）、《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7）、《社会冲突研究中的连续性》（1967），罗宾·威廉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冲突》（1970）。社会学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待政治冲突，即用冲突来解释现代社会现象，这是他们有共同学术特点所在，冲突理论也因此构成西方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齐美尔、科塞、柯林斯、马克斯、韦伯、达伦道夫等是冲突理论的杰出代表。“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其他杰出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乔治·齐美尔———在各种各样的冲突社会学的发展中也是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受齐美尔的启发而产生的冲突过程观点，比受马克思的启发更具有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性质。”［1］159

与社会学家相比，政治学家对政治冲突问题的系统关注略显逊色“，并不是所有的冲突、侵略或者暴力都是在政治的语境中来研究的，仅有一小部分的研究受到了政治学家的关注”。并且“事实上，许多关于政治冲突及其控制的理论构思和推测都源自于生物学、心理学及其知识，政治学家对其研究很多都得益于此”［5］2。因此，政治学者系统地论述政治冲突问题的论著还不是很多，其理论和观点也主要散见于各个流派及相关的著作之中，这也形成了政治冲突思想在政治科学中略显空白的主要原因。20 世纪中后期，政治学者对政治冲突的关注开始增加，一般学科教材都列出专门的章节来论述。亨廷顿、李普塞特、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是主要代表，其代表性著作有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1978），李普塞特的《一致与冲突》，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6），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此外，马里兰大学教授丹尼斯·派瑞吉的《政治冲突的控制》（1976）一书，结合发展中国家实际，较为系统地对政治冲突进行了论述。此外，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一些政治学者，如，杰简哈根、考特索基斯、盖尔、狄龙、达文波特等，基于控制论、系统论和心理学知识，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政治冲突治理分析模型。与政治冲突研究有关的学术刊物主要有：《冲突解决杂志》；《冲突管理与和平科学》；《政治科学季刊》）；《世界政治》 ；《国际安全》；《和平研究杂志》；《调停季刊》；《谈判杂志》；《外交事务》；《社会心理学杂志》等。这些刊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近现代，尤其是当代西方政治学者在政治冲突问题研究上的学术成果。

二、西方政治冲突思想的主要观点

1. 政治冲突的条件和根源

达伦道夫认为“，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6］3在他看来，仅仅有利益的差异还不足以引起团体之间的冲突，只有当这些团体具备了一定的目标、结构、人事和沟通纽带等条件的时候，冲突才有可能爆发。达伦道夫认为，社会组织是强制性协调联合体，那些占据权威位置的人被期望控制从属的人，他们支配别人是因为周围人们的期望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什么心理特性。因为权威是合法化的，所以不服从者要受到惩罚，但权威又不是持久不变的，在一个团体中居从属位置的人，在另一个团体中却可以居支配位置，在一个场合有权威的人，在另一个场合有可能处于被支配地位，社会就是由许多个这样团体或场合的单元组成的，达伦道夫称这些单元为“强制性合作社团”。这种不平等权威的分布，使社会分化为统治和被统治两大彼此对立的准群体，支配者要求维持现状，而被支配者则要重新分配权威。因此“，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6］3。“这也总是提出要求的群体和得到了满足的群体之间的一种冲突，尽管近来一个广大的多数阶级的产生使局面变得错综复杂、纷繁异常。同样，政治纷争的基础变得不明朗了，犹如冲突将在其中得到解决的政党结构变得不明朗一样。”［6］3-4

与传统政治冲突观点不同，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导致政治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对人性的压抑。他认为，当代工业社会利用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强人，也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没有否定性、批判性：一是政治对立派的同化。“传统的骚乱点正被清除或孤立，混乱因素受到控制。……在政治领域，这种趋向在对立面的明显同一或统一中表现出来。”［7］16二是个体反抗者的同化。“在学术机构以外，我们整个思维习惯中的‘深刻’变化更为严重。它用来把概念、目标与当前制度所急需的东西协调起来，把它们封闭于该制度中，排斥那些与该制度不协调的思想、观念及目标。”［7］12然而，这样一个看似无对立、无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其实是个极权的社会，隐藏着深刻的内在冲突，即形式上的自由与实质上的不自由，本质上“，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们是升华了的奴隶但毕竟还是奴隶”［7］28，而且“证实关于这个社会及其决定性发展的批判理论的事实都摆在那里：社会整体不断增长的反理性；生产力的限制和浪费；侵略扩张的需要，永久的战争威胁；强化了的剥削，人性的丧失”［7］216。因此，人们最终还是会选择冲突来改变自己的现状，因为“人的现实便是它的历史，而在历史中，矛盾并不自决和缓和的成就这两方面的冲突可以变得明显地超出任何可能的否认，但它也完全可以持续地是易于处理的、甚至生产性的冲突。”［7］216

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一样都看到了科技发展在社会变化中的作用，而且还敏锐地看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问题及其危机，而这正是政治冲突的根源所在。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管制和技术统治变成了社会治理的中心，社会变成了一个富足的社会，也形成了极权社会，社团、政党等专门宰制人们的第三领域也由此产生。这个领域“不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出发，它都无法归于公共领域或者私人领域的范畴之下。……公众只是偶尔被纳入这一权力的循环运动之中，而且目的只是为了附和”［8］201。人们因而开始对行政决策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虽然这种介入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上的危机，但全面的社会危机依然不可避免。“我认为有四种危机倾向：（1）发源于经济系统的经济危机；（2）发源于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3）源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8］63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生产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社会危机已经从经济系统转移到了政治、文化等领域，表现为一种全面的、普遍的合法性危机，而文化系统的危机是整个危机的中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又将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认定为文化危机。

亨廷顿认为导致国内政治冲突的根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现代性。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这种后果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既可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也可能导致政治冲突和衰败，“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却孕育了不稳定”［9］38。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当是。据此，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政治冲突公式：“社会动员 / 经济发展 = 社会颓丧；社会颓丧 / 流动机会 = 政治参与；政治参与 / 政治制度化 = 政治动乱。”［9］51具体表现在两方面：（1）政治参与有效供给不足；（2）城乡和贫富差距。二是文化差异。亨廷顿认为，政治冲突的产生与文化的差异息息相关“，‘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 并且“文明内部也会出现冲突，特别是在伊斯兰文明内部”。但与国内政治冲突的多因素相比，文化的差异在国际政治冲突中起着更加关键的作用。“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10］7他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有的话，必将是所有文明之间的战争。“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10］133这是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核心所在。

2. 政治冲突的本质和命题

齐美尔认为，政治冲突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之一。他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化了的个人和社会总是保持着一种双重关系：他既生活在社会中又和社会相对立，既为社会而存在也为自己而存在，既是社会里的人又是社会外的人，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自主生活的产物，既是社会的环节又是自己本身，既决定自己又为社会所决定。因此，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结合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既允许又阻止个性的发展，个人和社会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所以社会是一个包含着协调和冲突、吸引和排斥、爱和恨的统一体，政治冲突就是其中的一种社会交往形式。“冲突被认为导致和改变了利益集团、联合、组织……如果人们之间的每一种互动都是一种交往，那么，冲突———它毕竟是最具活力的互动之一，而且独自一人是不能作为冲突的———必定被视为一种交往。”［3］412齐美尔还认为冲突不仅是利益对立的反映，而且是敌对本能的反映，即植根于人类社会有机体各单位之间一种先天的敌对冲动，是一种先天生物因素，这种本能会因利益冲突刺激而发展，同时又受到和谐的关系和爱的本能的制约。

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前言中把冲突定义为：“可以权且将冲突看作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至伤害对方。”以此为出发点，科塞以齐美尔冲突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关于政治冲突的解释体系，它们由 16 个命题组成，涵盖冲突的起因、激烈性、持续性、功能等具体变量：命题 1：冲突对群体聚合的功能。命题 2：冲突的群体保护功能与安全阀制度的重要性。命题 3：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命题 4：冲突和敌对冲动。命题 5：紧密社会关系中的敌意。命题 6：关系越紧密，冲突越剧烈。命题 7：群体结构中冲突的影响与功能。命题 8：作为关系稳定的指标冲突。命题 9：与外群体的冲突会增加内部的团聚力。命题 10：与其他群体的冲突限定群体结构及随之发生的对内部冲突的反映。命题 11：寻找敌人。命题 12：意识形态与冲突。命题 13：冲突使对抗者结合。命题 14：敌人统一的益处。命题 15：冲突建立并保持权力的平衡。命题 16：冲突创造了联合和联盟［11］。

3. 政治冲突的类型和模式

科塞将政治冲突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群体性冲突，包括群体内冲突和群体间冲突。科塞认为，群体内冲突的强度主要取决于成员投入的多少及其关系的类型，而群体间冲突的激烈程度也会对群体内部意见分歧的反应产生影响，即群体间冲突激烈程度越强，对群体内异端分子的容忍度就越低。第二，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现实性的冲突是由于现实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形成的冲突，非现实性冲突是由冲突一方宣泄敌对情绪和缓解紧张压抑心理引起的。“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标的冲突的区别中蕴含了区别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的标准。那些由于在关系中的某种要求得不到满足以及由于对于其他参与者所得所做的估价而发生的冲突，或目的在于追求没有得到的目标的冲突可以叫做现实性冲突。”［11］35科塞认为绝大多数冲突都可看作是现实性的，尤其是以组织形态出现的社会冲突基本上都属于这类。因为人们不过是想经过一场斗争来促进对话或谈判，引起当权者的注意，从而求得问题的解决［12］。第三，作为集体代表参与的，以集体的目标为动机的意识形态下的冲突［13］184。科塞认为，这种冲突类型要比单纯为个人原因而进行的冲突更激进、更冷酷无情。第四，紧密关系中的冲突。这种冲突通常不易爆发，因为参与者的全部投入使得他们担心感情的发泄会对他们的关系构成威胁，因而会倾向于或选择压抑冲突。

李普塞特也将政治冲突分为四种（其所称的四条主要的分裂线）：一是国家建设的中心文化与边缘省份的芸芸大众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日益增长的敌视之间的冲突；二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和实施动员的民族国家与教会拥有的在历史上承袭下来的一些特权之间的冲突；三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新兴工业企业家之间的冲突；四是以所有者和雇主为一方和以承租人、劳动者及工人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14］150。李普塞特认为，这四种冲突的直接结果是民族革命和工业革命，前面两种冲突是民族革命的直接产物，后面两种冲突则是工业革命产物。李普塞特认为，19 世纪初以来的欧洲史大部分可以按照这两种革命性的变化过程的相互作用来加以描述，民族革命产生于法国，工业革命源于英国。“两种革命都给自己的国家造成了分裂的结构，法国大革命更是造成了最深、最痛苦的对立。”［14］151不仅如此，两种革命还对世界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它们与俄国式革命一起共同构成了世界政治冲突的三种基本模式。李普塞特认为“：一场具体的冲突极少完全是地域性的，也极少完全是功能性的，它往往是由地域和功能两个方面的紧张造成的。”［14］156因此，根据冲突的对抗性，还可以把冲突分为对抗性冲突和非对抗性冲突。前者是基于对抗性利益基础之上的冲突，一般发生于具有完全不同而又相互排斥的利益的社会群体之间，具有组织程度高、内聚性强、频率低、强度高等特点；后者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因具体利益的差异和矛盾而引起的冲突，一般发生于具有相同根本利益的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具有组织程度低、内聚性低、频率高、强度低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