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冲突思想沿革及主要观点（2）

4. 政治冲突的方式和途径

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单面社会”和“全面异化”的社会中，冲突的方式就是革命，但他又认为这种革命方式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他认为这种理论已经过时。为此，他提出了一种“大拒绝”式的新革命理论。（1）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各种形式的异化，争取最高形式的自由，追求人的自我解放和自我实现。（2）革命的力量。马尔库塞认为，由于工人阶级已经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力量”变成了“肯定力量”，因此，应当从“单向度社会”这个大染缸之外的社会势力中去寻找革命力量，他们就是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新左派”。马尔库塞强调，新左派运动本质上是知识分子运动，他在《自由和历史使命》一文中说“，劳动阶级已经不再是革命的潜力了”，革命“有赖于一个新的主体的出现……那就是担负着生产过程中愈来愈显得属于要害任务的社会阶级。即技术和科学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转过来使传统工人阶级的意识活跃化，而学校和大学生中的那些未被同化的知识青年，则是这个发展中的催化剂”［15］51。（3）革命的战略。马尔库塞不主张暴力革命，也反对改良主义走议会道路。他主张用一种“非暴力的反抗”即“大拒绝”的方式来取代暴力革命和议会斗争。在马尔库塞看来，大拒绝的战略不仅要拒绝资产阶级用科学技术来奴役人民而且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统统加以拒绝。这种“大拒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获得成功，而是一种持久的行动，是一种以解放爱欲、解放艺术、解放自然为革命目标的乌托邦设计。所以，马尔库塞又把这种革命方式称为“穿越机构或体制的长征”。

李普塞特认为，在政治冲突的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党，他说“：‘政党’指在一个政治实体中的分裂、冲突和对立。”［14］136“政党对社会学家来说有着两方面的迷惑力。它们有助于使利益冲突、潜在的紧张以及现存的社会结构的悬殊差别一目了然，而且还迫使芸芸众生从不同阵营走到一起，确立自己承担义务的轻重缓急并为体系内的统治阶级或自己期望中的角色效力。”［14］138简单地说，政党在政治冲突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起冲突。政党能充分将那些有着共同志向和意愿的人组织和动员起来，形成对抗执政者或某个权力群体的聚合力量，这点在极权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二是政治整合。“无论政体结构如何，政党有助于把一些地方社团整合到一个国家之中，因而总被视作是进行动员的基本力量，或者整合到一个更广泛的联邦之中。”［14］137在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中，这种整合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个政党都建立了跨地区的沟通网络，并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另一方面，正是它的竞争性帮助建立了超越任何小团体和帮派之上的全国性政府体系”［14］137。

5. 政治冲突的作用和功能

齐美尔肯定政治冲突的积极功能，最早提出了“安全阀”学说。他认为，完全和谐的社会和群体是不存在的，相反，个人和群体不满情绪的发泄，对社会具有安全阀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安全阀，很多社会关系就不可能持久，因此，对引起冲突的因素不能一概否定。齐美尔认为，虽然政治冲突可能会使群体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感到痛苦，但相互间的冲突又把他们联结在社会网络中，不但能加强已有的关系，还有助于建立新的社会网络联系，有以下几种情况：（1）群体间敌对越激烈，同时群体中冲突越频繁，群体界线就越不可能消失。（2）冲突越激烈，而且群体越不整合，冲突群体专制的集权化就越有可能。（3）冲突越是激烈，冲突群体内部的团结也就越紧密。（4）在某一系统中，具有不同权力程度的群体之间的冲突越不激烈，冲突对社会整体的整合影响就越有可能发生［1］166。

科塞冲突理论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对冲突功能的分析。他认为，冲突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功能，冲突功能的性质取决于冲突的问题及其产生的社会结构，科塞主要关注冲突的正功能，因此科塞的冲突论又常被称为“功能冲突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群体内的冲突有助于群体和社会的协调、稳定。一定程度上的冲突有助于消除成员间的敌对关系和分歧，使其关系变得更为协调一致与稳固。第二，群体间的冲突，有助于群体内部团结。科塞认为，当群体成员面临外部冲突时，敌意的共享会对群体内部产生聚合功能，使他们意识到相互之间的一致性和依赖性，愿意为打败外部敌人而联合起来共同奋斗，由此增加了群体的内部团结。第三，冲突对群体、社会具有一种安全阀保护功能。科塞吸取了齐美尔关于“安全阀”的观点并进一步完善，主张将安全阀机制制度化。科塞认为，冲突的“社会安全阀”功能类似于锅炉上的“安全阀”功能，通过它可以使不满心理、敌对情绪得到发泄，不至于破坏社会结构。第四，冲突有利于规则、规范的重新调整、建立、完善。科塞认为，冲突扮演了一个激发器的角色，它激发了新规范、规则和制度的建立，从而充当促使敌对双方社会化的代理人。此外，冲突重新肯定了潜伏着的规范，导致竞争对手们对本已潜伏着的规则和规范有自觉意识，从而强化对社会生活的参与［11］125。第五，冲突有利于新群体的形成。科塞认为，毫无联系的个人或群体在面对共同的对手时，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暂时却相对统一协调的联盟［11］114。第六，冲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平衡机制，是一种通过更改双方权力关系的基础来避免不平衡条件产生的重要途径，因而它有助于对立双方间建立并保持力量的平衡［15］。

达伦道夫认为，社会现实有两张面孔，一面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面是变迁、冲突和强制，前者描述一个有秩序的、静止的社会，关注社会的价值整合；后者则描述异议、矛盾会引起社会的变迁，关注权力和利益的问题。社会学不仅需要一种和谐的社会模型，同样需要一种冲突的社会模型，社会的冲突和社会的均衡同样重要，他认为，现实社会始终在稳定与变迁、整合与冲突、功能与反功能、价值共享与利益对立的矛盾二重性中运行。权威的再分配同时也是新的统治和被统治角色的制度化过程。和谐中潜伏着冲突的危机，一旦时机成熟，社会成员就会重新组织起来，进入另一轮争夺权力的冲突。社会现实是冲突与和谐的循环过程，而“权力和抵制的辩证法乃是历史的推动力”。达伦道夫比喻说，共识的一面是美好的，而冲突的一面是丑恶的，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前一面，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就是失真的，我们会陷于乌托邦的幻象之中，正是从这个角度，他的理论也称为“辩证冲突论”。

6. 政治冲突的控制和治理

李普塞特认为，治理政治冲突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主要途径是进行体制改革，主要有四个切入口：“第一个入口是合法性：是不是所有的抗议者都作为阴谋分子而遭到排斥？是否承认请愿、批评和反对的权利？第二个入口是一体化：是不是所有或大多数运动的支持者被剥夺了参与选择代表的地位？他们是否与自己的对手一样得到了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政治权利？第三个入口是代表制度：新的运动必须加入更大、历史更悠久的运动才能接触代表机关吗？它能否创建自己的代表制度？第四个入口是多数权力：一个体制内部是否具备一种反对多数统治的制衡机制？选举获胜会给予一个党或一个联盟一种能使全国的一些主要机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力量吗？”［14］167

派瑞吉认为，“基层民主是控制政治冲突的一个主要手段”［5］72。因为它有三个优点，首先，民主政治能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很明显的一点是，与没有民主选举的机制相比，那些能通过定期选举实质性表达他们政治偏好和要求的人，往往不会选择政治冲突的形式。”［5］72其次，民主政治能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资源。“当人们能感受到政府能关注和满足其愿望的时候，他们往往能表现出对政府的无比忠诚。”此时，冲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避免和消解，而政府也不必诉诸政治镇压。再次，民主政治能为人们提供更多利益表达和诉求的端口。“通过选举性的政治竞争，选举活动能成为消解潜在破坏性政治冲突的一条重要途径。尽管选举活动有时也不一定是和平的（在不稳定的民主体制下，有时会有成百的人在选举活动中被暗杀），但这些相对于没有选举的体质来说，仅仅是一个碎片而已。”［5］72此外，政治冲突的控制和防御效果如何，还在很大程度取决于统治者的权力运用策略。“当权力是聪明的行使，人们根据法律行事，那么严重的政治冲突就很少发生。如果权力的行使缺乏一点的灵活性，社会的凝聚力下降，统治者的统治者合法性和权威性就会受到质疑。”［5］32

哈贝马斯认为治理政治冲突的根本方式是通过重构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来重建政治合法性，即通过公众的意志参与和自由论辩来重建已经被金钱和权力侵蚀的合法性社会基础———公共领域，才能使文化系统重新具备创造“意义”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作为一种交往结构，重建的公共领域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公共领域是社会问题的“传感器”。公共领域首先应该被理解为“那些必须由政治系统来解决问题”的“共振板”，它不仅要捕捉社会问题，而且还要放大问题“，也就是说不仅觉察和辨认出问题，而且令人信服地、富有影响地使问题成为讨论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并且造成一定声势，使得议会组织接过这些问题并加以处理”［16］445。第二，公共领域不被建制化。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不应该被理解为单纯的程式化组织，它“甚至也不是具有权能分化、角色分化、成员身份规则等等的规范结构”［16］446。第三，公共领域能提供交往的空间。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16］446第四，公共领域是开放的。“政治公共领域要能够履行其察觉全社会问题并把它作为议题提出来的功能，它就必须是在潜在的相关者（poten-tiell Betroffenen）的交往情境中形成的。”［16］451第五，公共领域是批判的。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目的不在于取消或获取公共权力本身，也不在于控制整个政治系统，而仅仅在于运用交往理性对公共权力进行反思、审视和批判，这样“，商议性政治的塑造和监督，也就是说受专家和反专家（Gegenexperten）之间的公开的意见争论的影响，受公共舆论的监督”［16］436-437。

亨廷顿认为，避免政治冲突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一是树立政府权威。对于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9］7。只有建立强大政治权威和执政合法性，才能充分调动各种执政资源，缓解社会危机，避免政治冲突和动荡。二是建立政党制度。“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9］377，且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当然，政治稳定也不仅仅取决于政党的数量，还取决于政党的力量和适应性。三是扩大政治共享机制。亨廷顿认为：“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9］129只有建立有效的政治成果共享机制，才能够动员和吸收这些新的社会势力和参政集团，以保持政治体系的稳定。四是多元文化的和谐相处。亨廷顿认为，文明范式是避免政治冲突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是国际间的政治冲突。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在全球层面或者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10］229。由此，亨廷顿认为，保障不同文明的和谐相处，是控制和消解政治冲突的根本途径。

总起来说，上述观点对政治冲突理论的发展和政治冲突的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赖克斯、柯林斯、米尔斯、丹尼尔·贝尔，阿尔蒙德、派伊等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冲突观点，如 1975 年，柯林斯的《冲突社会学：迈向一门说明性科学》一书出版，就标志着冲突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贝尔主要从技术革命的负效应来分析政治冲突，阿尔蒙德和派伊则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杰简哈根等学者则提出了政治冲突与生物需求、政治冲突与社会融合、政治冲突与社会发展、政治冲突与政治受挫等分析模型［17］，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一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