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核心价值观，要害在核心（6）

因此，扣住全社会利益关切的价值观的核心，应该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提倡修身律己、尊老爱幼、勤勉做事、平实做人，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口号，过去提过、又放下，批了、再提倡。“十二五”规划建议，又不再提。这种辗转反复，值得琢磨。

主张“为人民服务”，当然要强调“我为人人”，但并不因此就否定“人人为我”。一般即寓于个别之中，“人民”要体现在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之中。如果要求一部分人只提供服务而不享受服务，“为人民服务”岂不失去了一部分服务对象？如果要求个人无条件为集体牺牲一切，甚至放弃合理正当的利益追求，这种无视个体权益的“集体主义”何来感召力？又何来“可持续发展？”“我为人人”，在物质条件匮乏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但随着时代发展，“人人为我”的合理诉求也应逐步满足。总是忽视个人正当利益追求，必然影响个人活力和创造力的发挥，最终影响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这方面，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列宁说过：“我们要努力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变成他们的习惯，变成他们的生活常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从根本上讲并不矛盾，反而可以实现双赢。经过了个人利益的觉醒、市场经济的洗礼，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高度成功结合起来，检验着社会的文明程度。

社会关爱人人，人人感恩社会，每一社会成员都充分感受社会的温暖与和谐，反过来就会“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守望相助、蔚然成风。如此良性循环，不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吗？此中，生长着一种新型的社会文明，激扬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生命力。

五、突出核心，就要有普遍与特殊、清晰与模糊的统一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最根本、必不可少的价值观，也是最集中反映社会取向的价值观。它是诸多价值观中的最大公约数，也是诸多价值观的“核”、社会有机体的“心”，因而是诸多价值观中本质的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层面，既是国家整体、民族整体的追求，也是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追求，理论上应该可以成为每一个体、每个公民的追求。而一旦深入、内化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特殊群体中，就会像绚丽的阳光折射出五彩光芒，展现出不同的基本价值观。

范围小一点，核心价值观的特殊性要求就相对多一点；范围大了，核心价值观的普遍性要求就相对多起来。我们有三个范围的大团结，即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实现大陆范围人民的团结；以拥护祖国和平统一为基础，实现大陆同胞与港澳台同胞的团结；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基础，实现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团结的范围越大，存异的东西就越多。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当然是要“求同”，但覆盖面越大就越要有包容性，有必要“存异”。只有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结合、求同与存异结合的问题，才能成为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要素的“核心价值”。

中华民族历来是信仰充实的民族，是最讲信义的民族，是重“君子”轻“小人”的民族。但我们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确实感觉到了道德危机和价值观的嬗变、剧变。在大家都奔钱而去的过程中，出现了道德的迷失和信仰的错位。讲“核心价值观”，就不能不去关注重建信仰、充实精神支柱的问题。

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科学信仰。科学信仰，需要科学理念来论证、来支撑。怎样把科学信仰变成精神信仰？信仰的支撑，仅靠科学的论证、理论的彻底是不够的，还要靠敬畏。人，总是要有一点敬畏之心的。讲“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那是讲不信鬼不信神所需要的思想状态。但不能放大为人什么都无所畏惧。共产党人不敬畏神灵，但要敬畏历史，敬畏人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有了敬畏，才有自律。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只有道德主体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完成他律向自律的转化，才能成为有效的道德规范。有了自律的基础，相互的他律——道德规范、社会公德、法律法规，才有实施的可能。

于是，我们提炼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要注意这个链条：“信仰—敬畏—自律(道德的自我规范)—他律(公德、法规)”，给“信仰”、给“敬畏”留下空间。不是论证清楚了才有敬畏之心，而是无条件、没商量地常怀敬畏之心。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才能高悬于上、普照四方，“譬如北辰，众星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