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压根不想争“老大”（2）

霸权成本与“软实力”战略

霸主需要承担责任和义务，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支付霸权成本。美国学者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公共产品理论引入国际关系，提出国际公共产品对国际体系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对霸权国的“稳定器”作用。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有三类：一是建立在最惠国待遇上的非歧视性原则和无条件互惠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开放贸易制度，二是稳定的国际货币，三是国际安全的提供。金德尔伯格认为，国际公共产品具有不同于国内公共产品的特性：一是国际体系不存在通过投票建立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世界政府，二是国际体系中“白搭车”现象严重且无法消灭，从而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永远赶不上需求。④

为解决国际公共产品面临的既无世界政府又永远供应不足的问题，吉尔平等学者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认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不是世界政府或其他国际权威，而是霸权国。霸权国有责任保证提供稳定的货币和开放贸易制度下的各种公共产品。尽管明知有“白搭车”者，霸权国仍要为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作出牺牲，以便取得其他国家对它所建立秩序的认同。取得其他国家对秩序的认同是霸权国得到的收益，而提供公共产品和容忍“白搭车”者则是霸权国付出的成本。

霸权国因发展不平衡规律、成本收益变化和“白搭车”现象被侵蚀而走下坡。市场按其自身规律运作，竞争机制使市场经济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竞争优势不断由一国转向另一国，霸权转移不可避免。按照边际成本学说，每单位国际公共产品的增加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成反比，公共产品提供越多，霸主国的收益就越少，而付出的成本却越大。一旦它从国际秩序中得到的收益减少，并减到不足以抵消其为维护秩序所付出的成本时，霸权也就开始不稳。

由于存在“白搭车”现象，霸权国往往长时间为保证公共产品的充分供应而付出远超出其应承担的成本。“白搭车者”一方面从经济上加重公共产品的成本负担，削弱霸权国的实力，另一方面又从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权国沮丧，失去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欲望和动力。日本学者筱原三代平指出，霸权国为维持国际秩序所付出的成本从根本上削弱甚至摧毁了霸权的经济基础。

美国设法维护霸权，软实力在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面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霸权开始下滑的局面，美国学者设法寻求良方。吉尔平提出责任分摊论，提出国际公共产品应非霸主一家提供，需要有关国家分担，美国霸权需要外国伙伴来支持，这个重担应落在日本的肩上。美国学者基欧汉提出后霸权理论，其核心是通过多国合作形成的国际制度来维持国际秩序。实际上，后霸权合作论与责任分摊论在美国外交实践中已融为一体，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利比亚战争中都有表现。

美国有学者引入“软实力”的概念，不赞同“美国衰落论”，并提出维护美国霸权的新主张，强调文化、价值观的作用。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利用东西方缓和之机，在美国的霸术中引进了“软力量”，提出美国除了维持力量均衡，还要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权力有硬权力与软权力之分。硬权力即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军事、科技力量和资源禀赋；软权力是指一国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确立国际规范及国际制度的能力。他认为，当今世界权力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间接权力增值”即软权力显得更为重要。从过去500年的历史来看，不同的权力资源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支配国来说，无形的权力资源即价值观的力量越来越重要。⑤

他认为，美国所拥有的传统实力资源仍举世无双，而且还拥有意识形态和体制方面的资源，对美国要全面分析，充分考虑软权力因素，美国实力衰竭的立论站不住脚。著名学者华尔兹曾有一个论断，“如果美国能够连续保持5%经济增长率，对美国实力的好处就会超过与英国的同盟”。约瑟夫·奈认为，这正是现实主义学者看不到软权力价值的典型表达。美英结盟不仅是实力的结盟，也是价值观的结盟，是“间接权力增值”行为。它带来的长远利益要比经济增长宝贵得多。

二战后的情况表明，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在美国霸权战略中居于突出位置。美国国家战略一直重视意识形态，将输出推广美国文化、价值观与拓展经济和安全利益并列为三大目标和支柱之一。冷战时期，美苏争霸集中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冷战后，克林顿政府于1994年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明确提出美国谋求领导世界，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市场经济制度、美国价值观和自由民主力量的目标。“参与和扩展”战略表明，美国的目标不再是与苏联争霸，而是独霸世界；美国战略的实施也不再有特定范围和限度，而是空间范围更广、手段更多、目标更大；传播美国文化、价值观是维护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片面强调使用硬实力，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即便如此，也并未忽视软硬实力结合，如推行“颜色革命”。奥巴马政府针对布什政府对外强硬政策造成的国力受损、国际形象下滑的局面，推行外交变革。最突出的是，国务卿希拉里推出“巧实力”外交。巧实力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而是综合这两者，灵巧地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简言之，“巧”就是要变过分依赖硬实力为软硬兼施。

中国被屡屡误读猜忌的根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约10%的速度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但同时也对现有国际体系及利益关系带来强烈冲击。近年来，外界特别是西方针对中国的各种论调层出不穷，“中国威胁论”尤为突出。

历史上，中国威胁论源于“黄祸论”。当代中国威胁论始于冷战结束。随着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威胁论不断蔓延，并且花样翻新，主要有如下方面：一是经济威胁。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争夺资源和市场，损害西方现有的经济利益。中国已是一个“超级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贸易、投资等经济领域的竞争，造成西方国家失去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二是军事威胁。有人认为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必然提升军事力量，也会如历史上的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一样走对外军事扩张争夺霸权的道路。夸大中国军费的增长及其给亚太地区均势带来的威胁，夸大中国军力增长将带动地区军备竞赛。宣扬中国将使用武力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

三是对现存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挑战。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兴发展中大国，西方担心强大的中国会对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一些国家不仅感觉到现实的经济竞争，而且感觉自己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也受到了冲击。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担忧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联合起来对西方“普世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

此外，还有“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粮食威胁论”以及中国在太空、网络等“新疆域”对美国构成威胁等论调。随着中国加强开展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美国一些机构和人士也加大渲染中国文化及软实力的竞争挑战。

中国威胁论的产生有其客观背景：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实力增强是客观事实；二是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近来升温；三是中国企业和人员大规模“走出去”，在海外出现过一些问题；四是中国民众越来越关注国际和外交事务，随着新媒体发展，有些情绪化的语言传播到国外，容易产生误解。而国外特别是西方对中国崛起及未来走向的误读和主观猜忌则是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