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霸权思维在作祟。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科技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居于领先地位,长期形成一种优越感。它们在占据世界主导权的同时,坚持自己的中心地位,不愿意接受非西方国家与它们平起平坐乃至形成超越。作为社会主义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快速发展是西方不愿接受的。
美国人把世界“老大”地位看得很重,在苏联解体后一直担心和防范哪一个国家会挑战美国霸权,不希望也明确表示决不当世界“老二”,自然会对中国崛起很敏感。
其次,西方用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简单推导。世界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就是进行侵略扩张、征服和掠夺别国的历史。西方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国随着实力壮大,必然挑战主导国的领导权,战争不可避免。据此得出结论:中国崛起将对其他国家形成威胁。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将权力作为大国政治的核心要素,认为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必将引发冲突和战争。走向强大的中国将对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日本和俄罗斯将没有实力遏制中国,美国将在东北亚保留其军事力量,以遏制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威胁。
其次,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价值观差异根深蒂固。西方一直将社会主义国家视为竞争对手和威胁,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怀有恐惧感。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实行改革开放,但西方还是担心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挑战。西方文明强调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崇尚个人自由,这与“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结合起来就必然导致对物质、财富的狂热追求。纵观西方文明史,可以看出西方文化具有很强的好战性、征服性、扩张性。在这种文化指引下,想继续霸占世界资源、享受世界财富的西方,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本能地抛出“中国威胁论”。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别有用心。一是借助渲染中国威胁,有意制造地区紧张气氛,挑起它们对中国发展和增加军费的戒心,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为其插足亚太、维护霸权提供可乘之机;二是通过夸大中国发展,将中国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分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为其拒绝承担促进南北共同发展的责任制造理由;三是通过制造一个“假想敌”,增强传统盟国间的凝聚力,为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提供“合法性”;四是利用舆论手段,抹黑中国,消除“中国模式”的影响,实行“软遏制”,这比过去采取的“硬遏制”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
中国威胁论危害性极大。如不加以驳斥,势必加深误解,损害中国形象,干扰中国对外友好关系的发展,破坏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中国是否具有强烈的挑战意愿和能力一些世界强国担心,如果中国经济和军力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不出20年,中国必不满足于现今的国际地位,可能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一样,用武力手段挑战既有秩序。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潜在竞争者与挑战者加以防范和遏制,这本身就是冷战思维的残余,也是无谓的庸人自扰。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从根本上忽视了中国的发展目标与地位诉求,也是对中国国情毫无理解。
中美实力差距仍然明显。随着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美经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1979年,中美建交时,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4%,2001年上升至美国的10%,2011年已接近美国的一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是中国的GDP什么时候超过美国,较一致的看法是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但也要看到,中国的国力与美国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美国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综合国力的优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且,美国拥有较强的忧患意识、自我修复和创新能力。目前美国GDP仍占世界的1/5,在经济发展质量、技术含量、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整等方面保持领先。美国在科技、金融、军事、文化、舆论等领域的优势更为明显:美国军费长期占世界的一半,科技研发投入占世界的45%,垄断了全球90%的新闻传播,控制着全球75%的电视节目生产制作。
对于认为未来将成中美两极世界的看法,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并不认同。他说,在美国人们讲的是世界通用语言英语,美元又是任何参与金融市场的人无法忽视的基础货币,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创造性文化风靡全球,另外还有诸多世界级最高学府吸引着各国优秀人才纷至沓来。虽然中国崛起已成毋庸置疑的事实,但目前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就像美国上世纪20年代后期或是30年代前期的情况,中国依然不具备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中国想要赶上美国仍有漫长的路要走。可以说,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即便未来实力赶上美国,也不谋霸。挑战美国霸权,既无意愿,也无必要。首先,中美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各国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命运共同体。人类再也承受不起世界大战,大国全面冲突对抗只会造成两败俱伤。全球性挑战威胁日益突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应对。中美目前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从建交初期的24.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182倍。2012年,中美贸易额估计将接近5000亿美元。美国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近年对美国直接投资也增长较快。全球化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两个不同于以往崛起国与霸权国“旧大国关系”的新特性。一是“确保相互摧毁”。中美在金融和经济上形成“恐怖平衡”;二是“非零和”。中美在经济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衰退使中国经济深受连累,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也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步伐。
从历史经验看,大国争霸扩张也提供了反面的教训,最终都落得衰落乃至失败的下场。英国的海外扩张最终遭到广大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日不落帝国”终成明日黄花。德国、日本因发动法西斯战争危害世界,自身也难逃战争惩罚。美苏争霸,拖弱了美国,拖垮了苏联。霸权不得人心,扩张必受惩罚,这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经验。而且,从霸权兴衰来看,新的霸主往往并不是挑战者。中国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也不会走西方列强及苏联的老路。
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和合”,中国历代王朝主要推行“王道”而非“霸道”,当代中国继承优秀传统,又赋予这一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中国文化历来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理念,以和谐精神凝聚家庭、敦睦邻里、善待他人。和谐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民族禀性。就民族性格和主导理念而言,中国历来是保守防御型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争强好胜、以霸主姿态颐指气使,不是我们的传统。淡化外交的意识形态和逐利色彩、更好地平衡物质利益和道德追求,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发展方向。随着中国发展和实力增强,国内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王道外交”,即中国追求的目标是“王道”而非“霸道”。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2011年发表的《中国如何打败美国》一文引起较大反响。其实,他并不是说中国如何在军事上打败美国从而取代美国霸权,而是强调中国如何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美国竞争,向其他国家展示王权风范,超越美国霸权。
所以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政治权谋和宣传“口号”,而是根据时代发展潮流、世界历史经验、中国文化传统和国家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中美交手的可能性及对东亚和世界格局的影响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愿和必要,中美交手的可能性则主要取决于美方。从形势和利益分析来看,中美交手的概率微乎其微。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对两国关系而且对地区及世界的稳定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是形势的主流,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亚太是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形势和格局变化最深刻的地区,利益矛盾错综复杂,竞争和摩擦加剧。中国在南海、钓鱼岛和台湾等问题上与周边国家及美国存在的利益矛盾不时显现。近年来,美国加大在亚太投入,推行所谓“再平衡”战略,给中国周边环境增加了复杂因素。美国加大亚太投入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强化军事存在,二是利用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主权争议,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在美国战略调整的鼓动下,借机拓展自身利益,不惜侵犯中国主权和权益,导致双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明显升温。如这些争端不能得到理性化解,亚太地区发生局部冲突甚至小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1月2日签署了《国防授权法》,第一次加入了“钓鱼岛防卫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内容,并明确写入美国反对第三方通过“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来解决问题。希拉里也表示,反对任何寻求破坏日本行政管辖的单边行动。美国名义上在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但承认钓鱼岛在日本行政管辖范围内,并反对改变这一状况,实际上放弃了“不选边”的立场,给日本以强烈支持。香港媒体认为,管控钓鱼岛危机的责任全在美国,和与战的开关掌握在美国手里。⑧
亚太地区不太可能出现美国为了其他国家利益而与中国拼死一战的情形,主要依据是:
首先,亚太形势虽然涉及美国霸权利益,但中国与有关国家的争端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而这些则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维护主权上没有让步和回旋余地。美国不能不顾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及其亚太“战略再平衡”过于指向中国会引起中方强烈反应,担心地区冲突将美国卷入,因而在言行时也有所谨慎,避免中美对抗。
有学者认为,无论从美国亚太整体战略或从中美关系大局而言,美国都不会贸然鼓动日本发动战争。美国强调钓鱼岛防卫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介入,只不过是其显示世界霸主的手段。毕竟美国不想侵占中国一寸领土,只不过是为了防范中国实力过度膨胀,东亚国家倒向中国。美国对日本是有约束的。⑨维持中日斗而不破、亚太紧张而不失控的局势,似乎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二,全球化趋势下,中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而且双方的地位发生转变,由过去中国在经济上主要依赖美国向双方平衡依赖转变,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上升。2007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史教授尼尔·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出的新词“中美国”(Chimerica),强调中美经济联系的紧密性,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中美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国无意谋求霸权,美国也无力对中国全面遏制。中美之间的深度利益融合使美国难以承受中美全面交恶的代价。双方不论谁打对方一拳,都必然会伤到自己。
第三,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软实力的作用和影响更加突出。面对中国发展不可阻挡、硬实力对抗势必两败俱伤的现实,美国更加重视软实力的优势和巧实力的运用,对中国实行“软遏制”,这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中美直接对抗的风险。
第四,中美作为核大国,形成了军事上确保相互摧毁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之间都不会轻举妄动,因此发生直接对抗和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中国在对美关系中的塑造能力增强,中美加强战略对话,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助于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随着实力增强,中国在对美关系中不是消极被动的,相反主动性和影响力在增强。近年来,中美关系无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特别是中美高层频繁接触,加强沟通和对话,对增进战略互信、消除疑虑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目前,中美之间已举行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2012年5月举行的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胡锦涛指出应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G20洛斯卡斯峰会期间,奥巴马在与胡锦涛会见中表示,美方愿同中方探索构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新型互动模式,这一模式的特征应是在全球范围的密切合作和良性竞争,而非战略对抗。总的看,与传统的大国关系相比,新型大国关系之“新”在于:一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是互信包容、交流互鉴;三是良性竞争(不对抗、不结盟),和谐共处;四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美方尽管近来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采取“偏袒”立场,但对发展对华关系也释放出积极信号。希拉里1月31日在发表告别演说时强调,中美关系是独特、重要而又复杂的,双方如何打交道将“定义”诸多共同的未来;“我们正试图书写一个老问题的新答案:当一个老牌强国和一个新兴强国相遇时会有何结果?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我们。如果中国选择在该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美国将继续欢迎中国的崛起”。2月1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表示,将致力于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这对美国至关重要。他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而非敌手,并公开反对在亚太增加驻军,以免给人围堵中国的印象。
中美是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亚太是中美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也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验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构建全球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示范作用。处理好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与合作,积极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助于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对维护和促进地区及世界稳定与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符合各方共同利益。近一个时期,美国学者提出“中美共治”世界的概念和话题。尽管它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欠缺,也未被官方接受,但至少说明西方有人已看到中美两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合作的前景。总之,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完全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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