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外交之理论与实践刍议（3）

　三、当前中国公共外交的被动是长期性和战略性的

尽管过去十年中国的公共外交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却并没有实质性地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相反，随着中国崛起招致了大范围的恐慌。在此基础上，对公共外交效益和效用的质疑成了否定派质疑公共外交的主要攻击点。但如同荷兰克林根达尔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高英丽所指出，在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走在了理论探讨之前，“尽管中国在过去的十年里开展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公共外交活动，有关这一工具的战略使用和中国公共外交专业化的讨论才刚刚开始”。(28)造成当前公共外交效果不彰的原因，并不是简单的投资或投入不足，主要是理论上认识不清。

(一)迄今工具层面的文化误读

中国对于公共外交理解和实践的文化侧重，注定了中国公共外交见效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在笔者看来，回顾过去十年的中国公共外交，两大鲜明特色就是在实践上对文化外交的过度借重和在理论上与软实力话语的混同，而文化外交、软实力与公共外交尽管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在理论上却并不是一回事。

“外交”一词在使用中被严重泛化，有学者甚至以专著的形式罗列出了82种之多、被冠以各种前缀的外交名词并逐个介绍。(29)刨去一些泛外交的非学术概念，即便如职业外交、首脑外交、经济外交等常用的外交学概念，实际上也是以不同标准区分的结果，在严格的学理意义上，只有在同一范畴内的概念才具有可比性。比如公共外交，就是以外交对象为区分的与传统外交或者说是政府外交相对应的概念。而诸如文化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这一类概念，则是从外交内容区分的结果，这类概念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通常具有两种含义——既是目标也是手段，手段维度中指向政府以外公众的部分则可与公共外交重合，构成了公共外交工具箱中的文化载体、经济载体和军事载体。

互办国家年、开设孔子学院、促进教育交流、进行艺术巡演、展出特色文物，如同王义桅所言，“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像法国一样强调文化交流、文化外交途径，而不是美式的媒介外交途径”，(30)文化外交遂成为当前中国公共外交的主要政策工具。而目的维度理解的文化外交是指，随着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观念的变化，文化本身及其国际影响的扩大越来越成为一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然而，文化外交的这两种意象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不相容的。过于功利地强调文化的工具性一面，往往会引起别国的警惕与反感，反而损害了扩大文化影响形成文化软实力的目的性一面。事实上，国内热衷于将推广汉语及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与公共外交联系起来的自以为高明的讨论，已经在西方招致所谓中国文化扩张的指责。(31)如同德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奥尔多·豪斯在20世纪20年代曾说过的话：“用政治无法搞文化，但用文化却有可能搞政治。”(32)更何况以文化“化人”、追求文化软实力，是一个需要耐心的漫长过程，难以在短期内收效，过于心切、过多地使用难免会揠苗助长甚至适得其反。

文化外交追求的文化利益往往被视为一国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形成的是一国的文化软实力。在中国的语境下，“软实力”概念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混合使用，且往往被等同于“文化软实力”。奈创造的“软实力”概念包括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策三个部分，归纳起来就是文化软实力和政治软实力两个部分，而在中国的话语演绎中，却越来越简化成了单一的文化软实力。(33)但如阎学通所言，“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34)所谓的文化软实力对于政治的影响机制是不确定的，阿拉伯世界常可见既酷爱美国流行文化和好莱坞电影又反美的青年，即便是以其中影响较深刻的教育交流为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知名学者如阎学通、张睿壮都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但他们的研究却与亲美丝毫沾不上边，对中美关系的评判甚至比国内培养的学者更苛刻。

即便是包含了政治与文化的“软实力”概念，也未必能很好地刻画和指导公共外交。“软实力”这一术语的优势在于它使得围绕公共外交的争论进入了国家安全的领域，使用了一种能引起更多关注的话语；但其缺陷在于奈将之视为一种“得到想要的东西”(getting what one wants)的机制，而可能的情况是，一个国际行为体有公共外交却没有软实力，比如朝鲜；抑或有软实力却几乎没有公共外交，比如爱尔兰。(35)软实力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奈本人也转而使用一种强调公共外交作用于其中、软硬实力动态结合的“巧实力”，或者如高英丽所谓“硬实力的软方面”(the soft aspects of hard power)更妥帖。(36)

(二)当前价值层面的深层制约

除去工具层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中国公共外交被动的深层原因主要还是来自战略层面。换言之，即使工具层面发挥到了极致，也几乎不会实质性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高英丽甚至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在体系和技术上都已经完全成熟。中国公共外交在西方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可信度，其背后的潜在含义是对中国政治体系和中国政府合法性的质疑。(37)这就已经不是公共外交所能解决的问题了。公共外交本身就是一种政府行为和政府对外意志的表达，新公共外交中政府从台前退到幕后，但并不意味着政府的退出，要不然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交流，所谓“民间外交”(38)的提法不过是“一种非常形象的政治术语，并非一个严格的学术范畴”(39)，要不然那将是对抗外交本质的。西方实际想要看到的不是中国政府的公共外交，而是中国独立公民社会对外交流和意志的表达，只有在这一独立意志与政府意志一致时，才会使西方真正有所收敛，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海外火炬传递受阻后海内外华人的自发抗议和护卫行为所展示的影响和效果。公共外交不同于普通对外交往，其落脚点是外交，公共只是手段不是目的。(40)外交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工具，公共外交只是这一战略工具的时代升级，要真正理解并把握好公共外交，就必须超越公共外交甚至超越外交本身而以一种战略眼光加以审视。

当代世界的整个价值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欧美主导价值观念的体现，这就在深层次上限制了其他国家成长的方式。这种价值规范层面的“软霸权”，使得任何政治上非多党竞争式票决民主、经济上非彻底自由市场主义、文化上非个人权利本位的国家，无论如何都处在一种相对被动的地位。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实际上面临着规范与利益的双重困境。中国迄今的崛起主要是物质性的，却已经引起了西方的如此惊恐，虽然历史并没有终结，但就苏东剧变以来国际体系观念层面的现状而言，只要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不变，只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执政方式不变，只要中国坚持自身价值体系不变，只要中国的迅速崛起势头不变，中国在对外关系观念层面的战略守势，在看得见的未来就不会显著改变，在此基础上要改变中国公共外交的被动与限度，也不是单纯依靠加大投资规模、实现工具载体的创新这种外延式发展所能立竿见影的，可以预见，我们加大投入实现媒体国际传播能力之后，旋即又会面临所谓的独立性和可信度质疑。这一切将意味着一场长期性和战略性的较量，需要等待历史机遇和酝酿内涵式的理念突破。

当前，我们能做的就是发展自身，让每一个公民过上好日子、吃上放心食品、住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学、享有应有的政治权利；在此基础上，公共外交能做的就是向外界展示一个真实、进步的中国。如同汶川地震救援期间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救灾画面遏止了在西方世界急剧下滑的国家形象，当国内民众不敢放心食用国产奶粉而纷纷涌向香港购买进口奶粉时，再多有关中国制造和中国的形象广告都不会奏效。(41)总之，作为工具之一的公共外交扭转不了战略被动，相反，战略被动的扭转将赋予公共外交以主动性，公共外交要成功功夫在课外。

　　四、总结与展望：新公共外交研究与中国的社会性成长

指出并批判中国公共外交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盲区和问题，并不是要否认公共外交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相反，迅猛崛起的中国急需有效的公共外交来更有效地辅助缓解周边国家和世界大国的恐慌，批判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公共外交更加理性地发展和成熟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秉持的是一种分析性(analytical)态度而非批判性(critical)立场；强调公共外交的外交本质属性，也不是为了在各门学科的圈地运动中守住自身的一亩三分地，甚至是排斥其他学科的创造性介入，相反，发挥公共外交的实践效用，确立乃至巩固公共外交的理论地位，亟待各门学科的襄助与贡献，只不过这之间的体用关系不能倒置，否则只怕不仅不能发展公共外交，反而会损害其实践并加剧否定派的质疑。这就是本文写作的两点主要意图。

如同本文第一部分提供的历史框架中所强调的，现代大众政治本身的发育程度和现代通讯交通技术的发展程度，是理解公共外交在特定国度发展的关键，随着改革开放30余年来国内社会的变迁和对外联系的加强，社会利益的分化导致了国家利益的碎片化，中国的公共外交也正在两方面因素的促动下，逐渐由强调“公众”的第一阶段进入强调“公共”的第二阶段。长期以来，学界一直从外部因素和他国案例来强调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的“二轨化”需要，而忽视了事实上已经越来越强劲的来自内部的动力。除了早已活跃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外国在华跨国公司，近年来，外交部门以外的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走出去”的公私企业，甚至民间团体和个人，都开始以“公共”之名积极地介入和影响外交，这既是“外交民主化”的进步表现，也导致了私人利益绑架公共利益的“外交私有化和公共外交的私有化”(42)的隐忧。影响中国公共外交的主体不是不够而是太过混乱，为此庞中英已经率先提出了“中国的公共外交治理”一说。(43)公共外交的研究应及时跟进和创新，探讨如何更好地与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建立伙伴合作，同时保持公共外交的“公共性”等新议题，而不是继续为一些陈旧的话题而争论不休，一再地拾人牙慧、人云亦云。(44)中国的社会性成长，已经为推进中国的新公共外交研究，实现周恩来总理“外交学的中国化”的遗愿，提供了丰富而现实的基础。

(文章写作改改停停拖延了一年有余，感谢导师陈岳教授以及庞中英教授、夏安凌教授、戴轶副教授和陈志瑞老师给予的指导、鼓励和宝贵建议。当然，错漏与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