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良相通的近代中国“大革命”（2）

　二、可分可合的多元大革命

张东荪在“五四”的当年便曾提出“各自革命”的主张，即各界、各地方、各部分“自己革自己的命”，以“无数的小革命”累积成一个“真正的大革命”。〔14〕这样可以分解到各个领域并积少成多的“大革命”，与常规意义上一次性的“大革命”，是相当不同的。

到1948 年，张东荪又说，“由清末以迄现在，乃只是一个革命”，不过是“把一个革命分为几次来做”，且仍未完成。这一整个革命“代表一个民族的潜伏性的根本要求”，即“民族独立”和“经济解放”两者的合一，用那时流行术语的表述就是“反封建反帝”。不过，“虽则把一个革命分为几次来做，但每次都没有做好。五四只是这个大革命中的一小节，这个小节所助成的是国民党北伐的革命”。然而国民革命却“悲惨得很”，只能算是“大革命中的一个‘插曲’( 或垫戏) 而已”。所以，中国革命“这个总目标，这个根本要求，依然悬在那里”。〔15〕

张东荪稍早提出的“各自革命”主张基本是空间意味的，他后来所说的“把一个革命分为几次来做”则更多是时间意味的，可知他试图分解一个“大革命”的想法是持续的，这也从另一方面反衬出其“革命”概念的涵容面相当宽广。这样一种广泛、全面而可切分的“革命”，存在于不少同时代人的思虑中。陈独秀就曾主张， “革命者，一切事物革故更新之谓也”。辛亥年的“政治革命，乃革故而未更新。严格言之，似不得谓之革命。其他革命，更无闻焉。”〔16〕

徐志摩在国民革命初起时提出： “就中国论，革命总应得含有全体国民参加的意义； 我们要革的事情多着哩，从我们各人穿衣服说话做文章娶亲一类事情革起，一直革到狭义的政府； 我们要革我们生活里、思想里指点得出的恶根性奴性，我们要革一切社会性、道德性不公道不自然的状况。”他心目中的革命，要“普及国民生活的全体”。也因此， “革命的分别依然分明的在着”，即存在着“种种不同的革命； 目的、手段完全不同，甚至相冲突的尽有”。〔17〕

徐志摩向不以激进著称，而其主张的革命被冠以一切、普及、种种等包罗性的界定，与激进的陈独秀并无多大区别。蒋梦麟后来说，20 世纪的青年“学生已为时代精神所沾染，革命成为新生的一代的口头禅。他们革命的对象包括教育上的、政治上的、道德上的、以及知识上的各种传统观念和制度”。〔18〕这些广泛的革命对象都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更大的整体“革命”的组成部分。

由于“革命”是全面的而可分割的，一项“革命”的成功也仅是“大革命”的部分成功。高一涵在民初就强调，若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不算革命成功。他说： “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国体改革，一切学术思想亦必同时改革； 单换一块共和国招牌，……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那时处处可见“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现象，故必须继续革命。〔19〕这与陈独秀上述见解相类，陈氏后来身与又一次政治革命，并提出了在中共内部引起争议的“二次革命”论，大体都基于革命在时空两面皆可分解的认知。

通常具体的革命不论成功与失败，都应有结果即“告终”。但如前所述，仅更换政权的革命，在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有三次。前两次革命的“成功”，均未能避免下一次革命的继起； 后两次革命“成功”之后， “革命精神”仍为当政者所提倡，其试图“继续革命”的心态或跃然纸上，或更付诸实践。这一现象后来被钱穆称作“在朝革命”，即夺取政权的执政党仍保持革命党心态，等于由“政府来革社会的命”。〔20〕

“在朝革命”的确是20 世纪中国的一项特色，顾毓琇在1933 年问道： “‘革命尚未成功’，那么青年还是都去‘革命’么？ 去‘革’谁的‘命’？ 怎样才算‘革’得成功？ 执政的当局只希望大家去‘革命’，结果人人想‘革命’。”不过他发现， “现在革命的领袖似乎都有觉悟了： 蒋中正先生提倡‘礼义廉耻’，胡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救国’”。〔21〕他把胡适和蒋介石并称为“革命的领袖”，特别能说明不仅执政的蒋介石仍在进行“在朝革命”，在野的胡适也仍在推动其非政治的“在野革命”。两人其实也未必“觉悟”，因为礼义廉耻和科学救国，都可以包括在全面变革的广义革命之中。

从广义的视角看，政治革命之后仍需继续其他领域的革命并非国民党人独有的想法； 制度革命之后还要思想革命，以至于“普及国民生活全体”的文化革命，是很多读书人共享的思虑。而且，多数读书人似与钱穆的观念不同，他们并未将夺取政权视为革命的完结，而往往更多看到夺权之后并未出现其预期的改变。在钱穆看来，“在朝革命”的反常特点赋予了“在野革命”的机会； 但更可能是，政治革命并未即刻带来预期的大转变，从而预留了继续革命的正当性( 详另文) 。

若作为相对抽象的表述， “在朝革命”这一特色在现代中国是持续的。通常从“马上打天下”进入“下马治天下”的时期后，即旧日所谓承平之时，统治者便不再提倡破坏，因为此时的秩序已从他人的变为自己的了。但20 世纪中国的情形有些特殊，既使在相对稳定的时期，政治领域之外的各类“革命”仍得到广泛的提倡，且常为统治者所容忍。在很长的时间里，“革命精神”是国共两党都不断重复的表述。有时候，当政者自身也会提倡和推动具体的革命，如20 世纪后期的“文化大革命”。

而“革命”的可分割性，也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可能( alternatives) 。在思想上， “革命”始终是一个有争议并处于交锋中的理念( a contestednotion) ，甚至不妨说有多少革命者就有多少种“革命”观念； 在行动中，正因有种种不同的“革命”存在，各政治力量和个人“以革命的名义”相互角逐日渐增多，革命者之间相互革命也渐成常态，亦即鲁迅所说的“革革命”。〔22〕

这些围绕“革命”的竞争，更印证了革命那超强的正当性。在很多读书人心目中，革命的吸引力和正当性都是长期持续的。前些年“告别革命”的提法，〔23〕正凸现出“革命”那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的长效影响力( 似乎不“告别”就不足以推进他事) 。从各自革命到继续革命甚或在朝革命，展现出革命那全方位的有力态势，与几千年的历史大不一样，表明中国的确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代。因此，近代中国的大革命，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余论： 划时代的大革命

梁启超曾说， “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 一是周朝， “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 二是秦汉，“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 第三就是辛亥革命。三者都与一般改朝换代不同，即彻底改变了历史，不会退回到革命之前的世界。〔24〕李盛铎稍后进而提出，“易姓更代，而文化相续，不得谓为革命”。惟周室代殷后， “殷代文化，俱被斩绝无余，不能不令人惊骇周室为一大革命”。由周迄今，大体文化相续，到北伐后“唯物学说乘时而起，天崩地裂，文化丕变，又不能不惊骇为周后之一大革命”，还不知“将来更成何世界”。

梁、李二氏的着眼点不同，但都大体确认殷周间和辛亥后的转变是根本的。用今天的话说，两者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对于殷周间的转变，王国维先已提出，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 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当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与注目于一姓一家之兴亡的后世帝王迥异。〔25〕

这篇《殷周制度论》系王国维在辛亥革命后“尽弃前学，专治经史”之后的代表作， 而王氏自己也明言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26〕则其说殷周大变而隐指辛亥鼎革之意，不言而喻。此文已基本说出了殷周之变是制度与文化的根本兴废，且影响久远，足以称得上“大变革”。稍后他在提出近代“道出于二”这一根本变化时又说，“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27〕则其视辛亥革命为制度与文化兴废的意思，亦甚明显。

不过，张东荪就不同意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在他看来，民国成立， “在表面上好像是一个更始的开端”，但这“只是俗人的见解”。实际上“民国的情形和前清末年并没有很显著的不同”。张氏进而推广说，在中国，“不论是政治的革命，抑或是社会的革命，都不足为真正的进步，所以革命尚不足作为划期之用”。〔28〕这或许只是张氏的“独到”见解，胡思敬在民国元年就说： “今日之乱，古所未有； 今日避乱之方，亦古所未闻。”〔29〕那是一位对民国非常不满的遗老针对同仁聚会所发的感慨，但胡氏显然感觉到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等都已全面转变了。

梁漱溟也赞同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引克鲁泡特金关于革命的意义在于短期内倾覆千百年的制度一说，以为辛亥革命是“中国封建解体后唯一之革命”——— “自它以前社会构造未曾变过，自它以后，社会构造乃非变不可。”不过他又说，辛亥革命虽“以一新构造代旧构造，以一新秩序代旧秩序”，但这一变革尚在进行中，“必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向旧礼教进攻，而后探及根本，中国乃真革命了”。〔30〕后一看法更接近李盛铎，即时代的转折正体现在文化的转变之上。具此意义者，才是“真革命”或“大革命”。

可以说，从清季开始，中国的思想论域中逐渐形成一种可以分割而又普遍存在的“大革命”观( 其“大”主要体现在全面、彻底、持久) ，因其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进化和改造相通的，多少具有建设的意味。这样的广义“大革命”观延续了很久，转变成一种相对抽象的思路，成为许多提倡各类具体“革命”之人的一个重要预设。而“革命尚未成功”的流行声浪，又揭示出“大革命”在时空层面皆是可分也可合的。最重要的是，这一广义革命可以是非暴力的，其造成的最终改变却可能探及根本，导致天崩地裂的文化大转换。

同时，尽管很多中国读书人可能亲近民族( nation) 超过国家( state) ， 近代中国的“革命”又与“国家”密不可分。胡适那句“革命是为什么？ 岂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31〕便最能凸显此意。1949 年后， “国家”与“革命”的关联有着相当微妙的发展。在我的记忆中，前些年的履历表格中就有“何时参加革命”一栏。那时“参加革命”和“参加工作”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成为“国家职工”即获得“国家”承认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提示着以革命手段建立的“国家”对“革命”的象征性承认，特别意味深长。

在20 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革命”与中国就是这样缠绵关联，剪不断、理还乱，为多少中国人耳熟能详，然而对不同的中国人又有着可能相去甚远的意涵。

西哲曾曰，凡是存在的都有其理由。 钱穆也说， “一种势力之获得存在而维持，必有其内在一番生命力”。〔32〕“革命”在20 世纪的中国，不仅存在和维持，且曾一度风靡，历久而不衰； 从一种开始仅有少数人鼓吹的革命观念，发展到能够积聚广泛热情的“革命形势”，造成政权的数次更迭，进而以“在朝革命”的特殊方式继续发展，这一生发的进程，亦必有其一番内在的生命力，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