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升级的理论内涵与政策取向（3）

　五、“稳增长”：“简政放权”、“激活市场”，走出本轮“周期”

综观改革开放史不难发现已出现过四个“政治经济周期”，谷底分别是1978 年、1988 年、1998年和2008 年前后。目前我们所处的周期，应是30 年来最为困难的一个。“次贷危机”后，整个世界经济一直不太景气，“欧债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及其美国“QEn( 量化宽松政策) ”的推出与淡出，无不让中国经济复苏的上空阴云密布。

成功“救市”和“一枝独秀”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也平添了许多坎坷。“货币超发”和“地方债务”等加剧了企业格局、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或错位。本该“国退民进”的，结果可能相反； 本该政府淡出企业进入的领域，结果也可能相反。总之，“政府办市场”的格局不仅没有变动，相反却有所回潮。为此，“简政放权”“激活市场”“继续退够”无疑十分明智。“让政府少管或不管不该管的事，而管好自己该管的事”，这实质上是继续调整政府和企业的功能的边界，为市场让出更多的空间。

2013 年上半年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表明，经济运行在相对平稳中仍然略显疲弱，并没有走出这一轮周期的谷底。要完成年内尽快复苏的预期目标，继续依靠政策刺激和政府直接投资的空间已经不大，必须依靠深化改革，进一步激活市场机制的潜力。到目前为止，新一届政府已经三度“简政”，取消和下放了165 项行政审批权。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已经兑现其承诺： “本届政府任期内把现有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2013 年6 月份出现的银行“钱荒”事件，对于“简政放权”“激活市场”的决心和底线应是一大考验。央行一方面对嗷嗷待哺的商业银行决然警示性“断奶”，另一方面则颁布《国务院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指导意见》，鼓励银行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并优先扶持小微企业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还呼唤创建自负盈亏的民营银行。这不仅是在“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而且是在培植国有银行的竞争对手、为利率市场化铺路。我国的M2 已经超过百万亿、成为举世之最，其贷款流向和分布结构显然是最值得担忧的事情。上半年全社会10 万亿融资总额中，有5. 7万亿流向了房地产。“及时将营养输送到该长肉的部位”，无疑应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加速复苏进程的重要导向。

“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也举足轻重。目前地方债务中，银行贷款约占9. 3万亿，“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可能在6—9 万亿之间，债务总余额约为15—18 万亿。而就地方政府收入看， 2012 年年底税费收入约6. 1 万亿( 其中税和土地出让金收益大约各半) 。可见地方政府已经欠缺偿债能力，只能仰仗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 2012 年其规模大约在4 万亿左右，所以还有5—8万亿的缺口。尽管地方政府国有资产充裕，但毕竟是低流动性和低收益的资产，能否有效抵御高成本负债这一点，显然值得掂量。

就中期复苏态势而言，资本市场的“去政策市”改革与“法治”建设等应该更值得关注。中国经济扩张和牛市行情的相关性并不显著，总市值在GDP 中的比重也很有限。中国资本市场一定程度上还只是“圈钱”的“融资分配”的平台，而并非“法治”完备的“资源配置”的平台。尽管如此，鉴于本轮“政治经济周期”谷底绵长，民生“财产性收入”又曾多次急剧流失，因而，股市的重新振作和强势上扬，仍将是激活1. 3 亿股民乃至整个市场信心的风向标，对于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扩张意义重大。有理由相信，“反复筑底”之后，应该有一轮较大的行情。

　　六、“民营新政”日夜兼程，新型“城镇化”将释放“改革红利”

意义更为深远的改革升级在于“民营新政”。它不仅是“简政放权”的延伸演绎，而且是“激活市场”进一步开疆辟土的系列“锦囊”。其宗旨在于放手鼓励民营企业( 此前称“非公企业”) 进入传统上为国有企业所垄断的领域，与国企展开平等的竞争。长期以来的国企改革，无论是“转换经营机制”，还是经由资本市场实行“产权多元化”，都难以从根本上激活国有企业。“民营新政”则另辟蹊径，从外部展开竞争，用高出很多的劳动生产率对国企形成直接的挑战。民企出身贫寒，所扎根的土壤长期贫瘠，可谓“给点阳光就灿烂”。只要真能拥有平等的进入和竞争条件，民企的经济效益和“激活市场”的能力绝对不可以低估。只是在管理上如何更好地将它们纳入法治轨道，应该说存有很大的挑战。

在国家发改委鼓励民间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中，公用事业( 市政建设等) 、基础设施、社会事业( 医疗、教育服务等) 、金融服务、国防科技工业，以及垄断行业等六大领域，都已经有了明晰的准入标准和时限。此外，分行业的鼓励和扶持政策，包括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措施也都已经出台。《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也即《新36 条》) 已经颁布，42 项民间投资实施细则也已按国务院要求全部出齐。针对民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融资困难、税费负担偏重等困难，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下一步重点在于消除传递信心和信任的障碍。

“民营新政”应能调整两类企业的比重并逆转“国进民退”的回潮趋势，逐步形成各占半壁江山的成熟市场的竞争格局。民企进入传统国企才能经营的领域，可以直接支配更多优质资源，而不必继续仰仗“国企发包”或“钱权交换”等间接途径。这不仅是“交易成本”的巨大节约，而且是对“腐败”的釜底抽薪。此外，民营企业家的市场意识、管理素质和创造能力的提升和累积，还将在未来培育出新一代的“市场/法治型”人力资源和企业家代表，对于“政企合作”和“法治建设”等意义深远。可喜的是，在民企发展领先的浙江的温州和台州，人们已经不难感受到( 市场型) “政企合作”的好一派新的气象！

“民营新政”在新一轮“城镇化”改革中必将激起巨大的活力。“城镇化”对一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是现代经济追加“有效需求”的新边疆。我国“城镇化”潜力巨大，城市化比率提高余地很大，城市边缘乃至各县镇村寨的土地价值也都有极大的升值空间。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相关土地至少已经升值了30万亿元 ，那么未来新型城镇化在土地方面将至少有60 万亿的升值空间！ 城镇人口和面积将会继续扩张并不断吸纳和升格农村的劳动力，在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等方面都将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城镇化将为国民经济提供可持续的动力，不仅可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而且是社会转型进步的时代性契机。

对于未来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初步预测表明 ，到2020 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达60%左右；到2030 年，将会达到66% 左右。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030 年的20 年时间里，新增城镇人口将为3 亿左右 ，超过整个美国的人口！ 当前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周期底部，投资与出口后劲不足，内需不足在短时间内又无法快速提振，消费水平已接近“临界点”，寻找新的驱动和酝酿经济上行，更新投资的去向和主体，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战略问题。新一届总理李克强同志在过去45 个月内曾6 次强调“城镇化”战略。

“城镇化”的理论挑战在于： 从逻辑顺序看，它本应是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派生物； 但从时间顺序看，二者则又齐头并进并相互推进，前者也可成为后者的手段。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曾经这样解惑： 城镇化不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过程，而应把它作为支持经济结构变革的一种力量。

新一轮“城镇化”的政策挑战首先在于： 如何让“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与城镇化的进程相辅相成？ 城镇化更多倚重的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还是转向在“新政”中逐步成长起来的( 中小微) 民营企业？ 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应该走的是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还是继续人为地“圈地”和“造城”？ 其次，如何让其核心成为“人的城镇化”？ 如何促进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的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同时又让城市白领回归自然和绿色？ 如何让“准城市化” 、“农业现代化”和“农工商城乡一体化”交互推进。

不少发展中经济体都曾经历“坏的城镇化”：人们在没有就业的情况下就涌入城市，规划不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高犯罪率、贫民窟“棚户区”等。我们当然也面临这些挑战，但应该不会落入这类“城镇化陷阱”。最终效果如何，恐怕还要取决于战略设计、主体选取、竞争激励和考核变革等多个因素。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代表已提出很多建议，配套改革涉及面很宽，包括： 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 深化保障房制度改革；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 构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体系； 构建进城人口的创业扶持体系；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深化县市管理体制改革； 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