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升级的理论内涵与政策取向（3）

四、“调结构、促转型”：奋力突破“资源瓶颈”和“制度瓶颈”

明确改革升级内在要求之后，创造条件、审时度势、调适心态和寻求战机，将成为成功升级的关键。改革30 多年尤其是国际金融海啸以来，“资源瓶颈”和“制度瓶颈”已积重难返，严重制约着经济增长和改革升级。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就“制度瓶颈”而言，30 年的计划经济和30年的转轨经济，已经导致国有企业长期处于垄断优势地位，盘根错节难以撼动。尽管它直接支配的国民资源可达3 /4，但能直接贡献的GDP 却只占1 /4！ 另一极民营企业的情况则刚好相反。原因之一在于二者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国有企业大约是4%以下，而民营企业却在9%以上。 差距显著的根源又在于二者的制度约束和激励机制相去甚远。

“国有企业是国家手中的经济军队。”维持其地位对于推进改革的意义无疑重大而深远。但是，长期垄断势必导致国企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更甚者，“政策资源垄断”和“政府代理人地位”还会导致各种“造租”和“寻租”行为 ，导致“钱权交换”和“腐败”，形成百般钻营巧取豪夺的既得利益阶层。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限制公款消费”、“整顿四风”、“不盖楼堂馆所”等，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政治影响。“打铁还须自身硬”，中央《八项规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已经奇迹般地吹落了两千多重要官员的乌纱帽！

尽管如此，“制度瓶颈”对于经济升级的约束仍不可等闲视之。“民营新政”酝酿推进过程中，“玻璃门”、“弹簧门”、“鸿门宴”难道还不比比皆是？ 以“保护个人隐私”来对抗全国房产普查不也是振振有词么？ “要触动他们的利益，真的比触动他们的灵魂还难！”

“资源瓶颈”对于改革升级的约束也异常严峻。长期“GDP 导向”和“政绩考核”已导致“要素价格严重扭曲”。“土地”、“空气”、“环境”、“劳动”等要素的浩劫与污染，已到了不能不休养生息的地步。就“土地”而言，国外烟囱工业和污染工业相继扎根中国大地，河湖水源污染普遍严重，“60 岁即长寿”的“癌症村”已不再罕见！ 宏观上看，各种“圈地”运动已导致18 亿亩耕地“红线”难以守住。就“环境”而言，“沙尘暴”，“雾霾天”，已到了不堪容忍的地步； 太湖、洞庭湖、巢湖、滇池等，也都蚕食严重、绿藻泛滥。就“劳动”而言，中国农村价廉物美的剩余劳动力，一直是外商首先看重投资中国的初衷，也是中国成为“外包基地”和“世界工厂”的注脚。但鉴于农民工工资长期严重低估，“民工荒”、“用工荒”乃至“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被透支殆尽！

“资源制度瓶颈”表明： “数量增长型”已经难以为继。未来的增长必须是“资源集约型”和“质量增长型”的。中国的GDP 约占世界的十分之一，但生产这些GDP 所需要消耗的钢铁却要占世界的50%，水泥占世界55%，能源要占世界21%。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增长目标，到2020 年中国实际GDP 将要翻一番。若按现在的增长方式，有些资源全世界统统拿来给我们用恐怕还嫌不够！ 为此，产业结构必须有大的变革，从制造走向创造，( 高端的) 服务业比重也需要显著提升； “人口红利”消失将需要用“人才红利”去弥补。

此外，官员( 含国企高管) 的“政绩考核”和“去留升降”等激励机制，也需要经由“民主”“法治”重新设计。纯粹“任命制”下，下级官员“政绩膨胀”恐怕难免； 而在纯粹“民选制”下，竞选人则很有可能“说哑嗓子”和“握肿手臂”。如何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合理取舍和慎重权衡？ 如何基于国情和民情坚持好“中国特色”？ 如何进一步用好“民意测验”、“百姓口碑”和“网络举报”？ 应是第二阶段改革升级的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