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升级的理论内涵与政策取向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开放战略，已经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中国经济奇迹”。然而在30 年后，长期超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经难以为继，“政策红利”的“喷涌式释放”已告一段落，体制改革也已挺进到一个“攻坚克难”的“深水区”阶段。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战略重点应作何调整？ 如何“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如何把握好“升级”的理论要求与当前改革举措的内在联系？ “反腐倡廉”、“简政放权”、“民营新政”、“城镇化”与“美丽中国”及“中国梦”之间存有何种逻辑关系？ “货币超发与‘钱荒’”、“漫漫熊市与‘股灾’”、“楼市的奇迹与泡沫”、“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等，会不会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制度转型陷阱”？ 本文试就这类错综复杂而又重大紧迫的“谜团”和“热点”，努力从经济学角度做一较系统的探讨。

一、中国模式特色：“经济升级”的双重内涵与逻辑步骤

人类社会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已有过三条：发达国如欧美的“私有制—法治”前提下的第一条； 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等“私有制—准法治”前提下的第二条； 转轨型经济如俄罗斯的“公有制—非法治”条件下的“先政治后经济”的第三条，也即著名转轨经济学家萨克斯等所称的“休克疗法”或“激进模式”( the Big Bang) 。中国改革走的是第四条“渐进主义”( Gradulism) 道路：“先经济后政治”、“先效率后公平”、“先数量后质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走向共同富裕”等。

经过30 年努力，国民经济体制已从“计划指令型”变革成“中国特色新兴市场型” 。战略上已完成的体改任务包括： 1． 拆除计划经济中阻碍市场机制发育成长的各种藩篱，实施“退够” ；2． 在计划经济体内引进成熟市场的各种运作部件，也即“装硬件”，如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经济特区等； 3． 为所引进的硬件开发装备驱动模块，也即“装软件”，如颁布转换现代企业经营机制以走向市场经济的法规； 4． 为所接入的各种硬件软件的协调运行构建“支持系统”，也即构建制度环境，如企业文化和市场道德建设，反垄断、反腐败等。

四项逻辑任务的启动都曾伴有相应的“顶层设计”： 1．“退够”：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大幕是以农村改革为重点的。2．“装硬件”： 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此为标志展开的第二轮改革是以增强城市企业活力为重点的。3．“装软件”： 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此为标志展开的第三轮改革的重点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4．“构建制度环境”： 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此为标志展开的第四轮改革的重点则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社会环境。从“改革”角度看，“中国经济升级”意味着经济体制将从“新兴市场”走向“成熟市场”。之所以还是“新兴的”，是因为： 市场系统的三大子系统内，还没能各形成一对相互制衡并势均力敌的利益集团； 市场规则的制定、修改和完备还未能进入良性互动的“法治”轨道，博弈的一方还有可能强迫另一方接受自己的意志。进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手段还是行政指令，由政府借助市场经济杠杆，去营造企业竞争的激励环境。换言之，是“政策( 规制) ”环境中的“政府办市场”，而非“法治”环境中经由企业家和发明家的创新行为去拓展市场和商定规则。

从“发展”角度看，“中国经济升级”则意味着： 从注重“经济改革”、强调产出“效率”、追求“规模数量”增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第一大战略阶段，过渡到同时也注重“政治改革”、强调分配“公平”、追求“结构质量”、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第二大战略阶段。在过去30 年“先经济”改革的第一战略阶段，能完成四大改革已经难能可贵。而在未来30 年“后政治”改革的第二战略阶段，需要面对的困难和付出的努力则势将更为惊天动地！

第二阶段改革理论上讲也应有四项逻辑任务： 1． 继续“退够”，包括调整反思前阶段，消化其负面遗留物，如“要素价格扭曲”和“虚拟经济泡沫”等； 2． 升级“硬件”： “简政放权”，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逐步与国有企业平分秋色； 3． 升级“软件”： 鼓励“生产性努力”、遏制“分配性努力” ； 在三大子市场上“去政策市”，让企业( 法人) 成为竞争规则的商定者，让“创新”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 升级“制度环境”： 让此前各阶段累积起来的法律规制等改革成果升华到“法治”高度，也即“先规则、明规则”，而不再是“后规则、潜规则” 。此外，与制度变革平行的贯穿四个逻辑阶段的社会变迁还包括人力资源的更新换代和物质财富的充足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