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政府职能不是新提出的任务,从改革开放初党中央提出“理顺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并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30 多年来的深入实践使人们的认识不断提升。党的十八大产生的新一届党中央以坚定的决心和鲜明的态度,显示了加强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路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维度加深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认识。
一、政府职能转变与现代经济发展
政府与经济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反映的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围绕着“手”的形象比喻长期进行着“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争论,并常常成为学者们分析政府职能的学理依据。
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人们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此时,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他们要求政府能够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以保障财产权为基础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古典经济理论家由此出发,为政府规定了一个“守夜人”的角色,并以此确定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认为,君主或国家应当为人们提供国防服务、司法服务以及建立并维持一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样做的原因在于, “这些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很有益的,但就其性质来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由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 。斯密用他那著名的面包师和屠夫的例子告诉人们,政府不需要参与到经济中去,任由市场自发运行即可带来最优结果。斯密谆谆告诫人们,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但正是这种“人人为自己”的过程,给社会带来了好处。因此,古典经济理论家没有为政府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安排太多的位置。
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坚持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为主导,政府只承担提供法律和秩序的“守夜人”角色,二者共同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国民财富增长、社会福利增加,并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此后100 多年,资本主义经济狂飙突进,似乎也证明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但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恐慌,彻底粉碎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仅不能确保资源的合理利用,也不能保证充分就业。1936 年,凯恩斯发动了他的“革命”,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将经济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们因经济增长而日益提高的储蓄增长水平与没有足够的投资机会之间的矛盾,认为经济形势不景气需要政府更多地介入经济运行过程。斯蒂格利茨研究了“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并分析了“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他认为“市场失灵至少可能地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因此,随着20 世纪30 年代罗斯福新政而来的,是战后国家干预经济逐步达到顶峰,福利国家出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各福利国家纷纷陷入经济停滞、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困境。政府干预经济过多,财政赤字不断增加,要求减少政府干预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府与市场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关系,它们可以发挥各自的功能,即政府的目标在于保障宏观经济运行、充分就业以及提供法律和秩序等公共产品,而将配置资源的功能留给市场。人们谈论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再局限于要还是不要的问题,而是希望政府不要控制太多也不要控制太少,不要倡导太多也不要倡导太少。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