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深意（2）

着眼厘清政府市场界限

“‘基础性’这个表述，对市场作用界定比较模糊，尤其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比较模糊。”迟福林向本刊记者表示，政府职能部门对市场干预过多，或者缺位、错位的情况，在经济驱动转变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客观上就要求在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

“现在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给政府与市场划清了界限。”在他看来，这至少包含了三方面内容：

其一，无论是商品(服务)还是资源要素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而非主要由政府管制;其二，消费市场需求决定投资、引导投资，防止因政府干预而导致投资消费关系扭曲，导致低效投资、无效投资和产能过剩;其三，所有企业的经营活动都需要由市场决定成败，在市场平等竞争中获得生产要素和实现优胜劣汰，政府不应当厚此薄彼，干预企业行为。

“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强调在经济生活领域实行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限作用。这样才能理顺政府市场关系，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转型。”他表示。

政府角色转变是关键

“现在，重点和难点是推动政府向市场放权，实质性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迟福林建议，可以考虑从经济转型的现实需求出发，着眼于培育公平可持续的内生增长动力，从以下几个方面理顺政府市场关系。

　一是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决定资源性产品价格，使资源环境成本反映到企业成本中去。这就需要推进成品油、天然气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全面实行水电气梯级价格制度;建立完善的碳源-碳汇监测与调控机制，逐步扩大碳交易范围，适时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体制，全面开展排污权交易。

二是以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让市场决定利率、汇率，使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使用金融资源。这就需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放开存贷款利率，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获得和使用金融资源。同时，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是以“负面清单”管理为重点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让“非禁即准”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基本原则。总结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相关经验，将“负面清单”管理在未来3～5年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四是推动竞争型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角色回归。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围绕做大GDP总量成为竞争主体，不可避免会导致地方政府对市场不适当的广泛、深度干预。竞争性地方政府不改变，尽管在短期内仍然可以拉动GDP的较快增长，但会为中长期发展埋下更大的经济隐患和经济风险。

这就需要以公共服务为导向改革中央地方财税体制，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果断废除GDP导向的干部选拔机制，尽快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社会满意度为导向的干部政绩考核、选拔机制。在这个前提下，逐步形成对地方政府规范化的制度约束，形成理顺中央地方关系的体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