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官要培养“君子”情结

当前，很多地方由于偏重硬件建设，而忽视人文修养、职业道德等内在性力量的发掘，导致很多司法官缺乏深层次的职业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热衷于权力，利益部门化倾向明显，“盆景化”、“碎片化”现象严重。虽然我们现在的微观生存环境和宏观社会生态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但儒家主张的内省吾身、格物致知的心性求索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旨向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古往今来，官德隆，民德昌;官德毁，民德降——官员承担着社会管理、资源分配、道德引领等众多责任，其道德水平如何不仅影响自身，同时影响他人和社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个时代或某个地区的整体道德水平。古人主张“慎独”，以此培养坚强的道德情感和意志力，而这些人格特质在当代多有丢失。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很多传统美德遭到彻底摒弃，有些则被严重异化，使官员修养产生了某种危机。 

学界一般认为依靠权力制约能有效抑制官员的腐败动机，而不能寄望于官员的修养。事实上，现实中官员的修养状况也确实不容乐观。 

当竞争性受贿、系统性腐败盛行时，整个生态链遂变成以潜规则运行的体系，正式制度将普遍处于失效状态。这是发展中国家“腐败民俗”导致的反腐困局，而应对腐败的无力感和被动性亦与之密切相关。在这种政治生态链中，官员常常面临两难之境:要么独善其身，要么随波逐流;固守前者就必须做好随时被“逆淘汰”的准备，遵循后者就可能损害自己的人格尊严。 

由于法律规范和传统习惯的外在性监督不可能没有盲区，其力所不及之处需要官员加强修养相补充。现代官员的修养，或者说人文修养，包含着对人生意义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是悲悯情怀的来源和支撑，是良好行为的内在规范。 

人格修养与君子的养成，是儒家思想的精华。孔子将君子作为实现个体人生理想的载体，并赋予其丰富的人格内涵，宣扬君子应当以道为理想目标，以仁为内在精神，以义为基本原则，以礼为外在规范，从而形成一种人格典范的统一体。人格提升是司法官的重大课题。司法官作为现代社会的精英群体和法治进程的重要推手，其人格应超越“中人”而定位在“君子”或趋近“君子”，具体而言，就是以法治为理想目标，以仁爱为内在精神，以法律和事实为基本原则，以职业道德为操守规范，从而形成现代司法官人格的统一体。教育、学习是修养的重要方式，其内容不应仅限于政治理论、业务知识，还应涉及广博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囊括某些科技前沿、新兴媒体方面的知识。 

官员的人文修养低下，意味着精神空间狭隘，不可能多层次多向度地实现人生价值，亦不可能拥有真诚为大众和社会服务之心;人文修养低下，会破坏官场氛围和人际关系，官员自身亦很难品尝到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人活着就是追求幸福快乐，但如果仅仅追求感官层面的幸福快乐，则只是粗糙的原子运动，最终收获的是痛苦，惟有上升到精神层面，才是精细的原子运动，才能收获永恒的幸福快乐。 

我们应倡导与时代文明走向相一致的政治伦理，在司法官群体中广泛开展健康的娱乐活动，并构建一种综合性的司法价值考评系统，迫使某些司法官从“声色犬马”、“觥筹交错”中摆脱出来，回归恬静的、自然的、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状态中。 

(作者为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