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晋士风何以怪诞（2）

“竹林七贤”可以说是士人政治态度转变的过渡时期，他们身上鲜明地反映出乱世中士人人格的扭曲。“竹林七贤”中以嵇康的反抗性最强，而真正的反抗者也就是他一人。嵇康的被杀，与他反对名教的言论自然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他是曹魏的姻亲，对政权的危害当然更大些。此后，再没有公开反对司马氏政权的声音了，士人们纷纷“变节”。向秀在嵇康被杀之后，即“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十分明显，向秀是为了保全性命才出仕的，是迫于强权的无奈，也是一种懦弱和逃避。他作《思旧赋》，草草开头又草草结尾，在朝而不任职，容迹而已，这都反映出内心的痛苦。至于阮籍则是以消极的态度，虚与委蛇，才得苟全性命。《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而司马昭更把阮籍称为天下至慎之人，可见他为官处世小心谨慎到何等程度。不过即使如此，阮籍还是没能逃过写劝进表的角色。正是这种矛盾痛苦，使他不得不用怪诞的举止来发泄，可能也正是这种痛苦，使他最后决心告诫儿子不要像他一样吧。

然而“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又与嵇康、阮籍不同，他们又进一步走向了妥协。山涛本身就是司马氏的亲戚，而且早年就有为官的志向。《晋书山涛传》载：“初，涛布衣家贫，谓妻韩氏曰：‘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所以当司马氏掌权之后，他很快就当了郎中，并得到信任重用。钟会作乱于蜀，司马昭将要去亲征，而“时魏氏诸王公并在邺，帝谓涛曰：‘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军司马，给亲兵五百人，镇邺。”委以他监视诸王之责。但是当在乱世，政局变换不定，山涛处世也一样谨慎小心。《山涛传》曾写道：“初，陈郡袁毅尝为鬲令，贪污而赂遗公卿，以求虚誉，亦遗涛丝百斤，涛不欲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槛车送廷尉，凡所受赂，皆见推检。涛乃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可见当时的士人很怕锋芒太露，不能保身，都行“中庸之道”，将个人性命放在第一位。而王戎更是“以王政将圮，苟媚取容，属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只想着如何自保，完全以维护家族利益为准则，置国家朝廷于不顾。可以说，他是开了西晋士人无操节的士风的。

到了所谓“中朝名士”身处的西晋时期，士人更没有节操可言，都只是明哲保身而已。谢鲲“不徇功名，无砥砺行，居身于可否之间，虽自处若秽，而动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显于朝野。鲲知不可以匡弼，乃优游寄寓，不屑政事，从容讽议，卒岁而已”。王衍则“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并对愍怀太子被诬一事不提供任何帮助。同时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也背叛了原来的理论，将两者等同了起来，完全否定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士风。中朝名士之一的乐广就曾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不提倡放任怪诞的行为。而阮瞻在回答名教与自然的异同时，更以“将无同”概括，指出两者本身就是相同的，一反前人之观点。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士人原本“崇尚自然，栖隐不仕，后忽变节，立人之朝，位至宰执，势必不能不利用一已有的旧说或发明一种新说，以辩护其立场。这就是名教与自然相同之说的由来”。此一风气一直持续到西晋灭亡，也成为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

汉魏晋时期，政治、士风、学术相互影响，在强权政治的压力下，士人逐渐从以天下为己任变为只知明哲保身，确实为整体士风衰败之时期。而不重名节的士林风气，也加速了政权的嬗变和王朝的更替。但是被迫游走于政治之外，也促使了士人个体精神的觉醒和解放，促进了玄学的出现和发展，为之后士大夫政治的成熟打下了基础。